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图）

 
茅台酒国宴酒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 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 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 260万斤，其中高粱1 085万斤，小麦1 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 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 粮食志》，第55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　　

仁怀学者徐文仲告诉我：茅台民间有个谚语叫"端午踩曲，重阳下沙"，这个谚语，把酿酒的过程说清楚了。曲，以麦子为原料的菌母，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下沙，过去都是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以后分期提取与麦曲混匀后酿酒。故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当地文件记载--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 384名，其中浮肿5 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 864名，其中浮肿9 073，严重6 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 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参见《大事记》第159页，《县志》第49-50页）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 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 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 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全文5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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