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今生可有悔？（williamhill官网 ）

戴杨译本《红楼梦》 （williamhill官网 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williamhill官网 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几年前在颐和园旅游商店偶遇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便不假思索的买了一部。应当说是它的装帧吸引了我。封面是戴敦邦绘制的大观园，亭台楼阁，烟斜雾横，到边到角，不留丁点儿空白，甚合原著"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意境。书脊是外凸的弧形，非常饱满；相应地，书口是内凹的弧形，显得内敛。书中的音译是前汉语拼音时代的译法，不送气音都译成送气音，比如曹雪芹译为TSAO HSUEH-CHIN，高鹗是KAO HGO，杨宪益是YANG HSIEN-YI，贾宝玉是Chia Pao-yu，林黛玉是Lin Tai-yu，很古气。杨宪益是天津人，按说不应该这样发音，大约是遵从早年传教士南中国汉语的发音。

一部英译《红楼梦》，我最迫切想知道的是通灵宝玉的故乡"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是如何翻译的。回家打开第一章，找到这三个地名的译文，发现大荒山译得不确，无稽崖译得不对，青埂峰译得意外。三地名应属曹雪芹杜撰，但大荒山显然来自《山海经》。按照《山海经》的地理大势，海内之外是海外，海外之外是大荒，大荒之外就不知道了，大荒山应该是天地尽头的山，把大荒山译为Great Waste Mountain，等于把荒理解成荒芜，是不准确的。无稽崖是不可考、不在册(连《山海经》里都稽查不到)的崖，译为Baseless Cliff，等于是无基（基础、山麓）崖，英语世界的读者很可能理解为这是一个飘在空中（无根）的崖。我原不明白青埂峰是什么意思，杨氏译为Blue Bridge Peak，意思是峰脊是青色的峰，这个理解是出乎我意外的。我原以为，既称为峰，就只有顶有尖有头，不应有脊（bridge），岭才有脊。现在想来，峰也未尝不可有脊。

买谁的书就好比与谁建立了精神交往，所以此后凡遇杨戴二人的资料，我都特别留意。11月23日杨宪益先生去世，网上资料大增，我发现杨戴二人的一生有许多暗角有待于打探。这里就是笔者个人打探的一些结果，拿来与朋友们分享。

戴母当初为何如此不看好女儿的婚姻？

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williamhill官网 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初杨戴在牛津恋爱时，戴母非常反对，说："如果你嫁给中国人，你会后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女儿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母亲的先见。戴乃迭可能终生没说过后悔，可她与丈夫后大半生的遭遇却决不是"后悔"二字所能囊括的，而他们唯一的儿子杨晔却千真万确地应验了外祖母的担忧，在英国泼汽油自焚！

我们不禁要问，当初戴母何以做出如此可怖的"预言"？戴母很早就随丈夫（戴父）到中国教书和传道，对中国并不陌生。戴父在燕京大学教书十多年，后来放弃大学教职，与几位同道到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救助穷人。戴乃迭就出生于北京，在燕园度过最初的人生岁月，七岁才返回英国读书。中国留下了戴乃迭童年的梦幻，嫁与中国人应该说有几分童话的美丽，可为何母亲竟如此"不看好"女儿这桩婚姻？我们似乎应该做一项专门研究：当时在华单身传教士和传教士子女与中国人通婚的情况如何？为什么？我的感觉是：通婚的情况非常少。原因可能是：只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才会真正明白，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西方人的究竟相差多远，进入中国社会呼吸中国文化的空气究竟有多么可怕！戴母分明早几十年就感知到了这些发自未来的死亡气息。

当初执意回国抗日的背景是怎样的？

杨宪益牛津毕业时为何放弃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而执意回国抗日？杨后来的解释是不那样做就会觉得"羞愧"。这话说得轻飘飘，不是操作性的原因。钱学森回国完全由中共居间运作，这在钱去世那几天的官方媒体上已作为其"光辉人生"的一部分被发掘得一清二楚。杨作为因六四被中共开除的党员，不可能享受官媒给予钱的那种"哀荣"，所以人们无从得知杨戴当年回国的具体操作过程，谁穿的针，谁引的线，如今世人一概不知。那是杨宪益积极向中共组织靠拢，虽未被批准入党，"但是一种暗契，暗地里支持的一种关系"（余英时语）。作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仆从，杨的这些经历里都还留在历史黑箱里。

杨宪益捐飞机后悔吗？

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南京工作的杨宪益"是个大忙人，没黑没白地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议，还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车上慰问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韩三洲语）。人们都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很少人知道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也捐了一架（且比常捐输更多），甚至他们的女儿杨荧也是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知此事。1999年，戴乃迭去世，杨荧在清理遗物时竟发现母亲身后连一枚戒指都没有留下。杨家是津门望族，宪益的四叔祖杨士骧曾继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如此显赫家族的洋媳妇怎么可能连一枚戒指都没有？此时杨宪益才告诉女儿半个世纪前变卖家私捐飞机的陈年旧事。他们的订婚戒指和婆婆送给洋儿媳的金银首饰、翡翠玛瑙和各式各样的蓝绿宝石全都变现凑钱了。杨宪益后来说："这事（捐飞机）我不说，谁也不知道。"

杨宪益为何对捐飞机的事长期守口如瓶？是觉得没什么可夸耀的，还是原本就是一个迫于形势不得已的选择？当时中国社会反美仇美的民族情绪十分浓烈，许多父母为孩子起名"抗美"，我就认识两位名叫"抗美"的女士。作为南京大学外文系教师的戴乃迭，成为少数滞留大陆的英国人。此事仿佛她就是英美帝国主义魔鬼的化身，备受冷落和歧视。同事、朋友视之如瘟神，有的甚至当着她的面故意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戴乃迭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变卖金银细软捐飞机的。

最近从一位基督教传道人那里听到一个故事。一位家住平壤的朝鲜画家，画了一幅以南北朝鲜边境线为题材的画，画面上因南朝鲜的天空与北朝鲜的一样地蓝（把韩国一方画得乌云密布才是正确的）而被逐出平壤，受尽迫害。无奈之下，画家铤而走险，逃往中国。逃北虽然成功了，可是很不幸，不久又被朝鲜当局探得捉住。车过鸭绿江大桥时，画家瞅机会跳车复跳江，从江里游到中国。当地人将他救起，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画家的脚后跟跳车时摔裂，基督徒们暗中安排他到北京治疗，住院俩月才痊愈。当初与画家同车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妹妹，是一位钢琴家。妹妹没逃掉，回去被处决。

重庆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几天前收到一个"钱学森学术思想研讨会"的邀请函，王声色俱厉地回一封信，其中写道："我爷爷奶奶在1960年饿死，钱学森负有重大的连带罪责。鉴于他至死没有任何忏悔和谢罪，我将保留从道德形而上学到人间律法对他起诉的权利。......到接到你们不请自来的邀请函为止，钱是我最厌恶的中国人之一，我从心里鄙视他。我相信，死于那场大饥荒的数千万亡灵及其后人，怀有与我相同的心情。历史终有审判暴君及其同伙的一天。"

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位朝鲜画家知道杨宪益，他会不会有与王康同样的愤恨？他妹妹的死，捐飞机的杨宪益是不是负有重大的连带罪责？抗美援朝保下来这么一个邪恶的朝鲜政权，杨宪益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谢过罪吗？杨说离开牛津不后悔，因为有戴相随，那么他为捐飞机后悔过吗？

另外，当时全国个人捐献的飞机总共有几架？常香玉的那架米格15飞机如今陈列在北京小汤山航空博物馆里，而杨戴所捐飞机的型号是什么？现在何处？

文革家破人亡之后为何仍然坚持要求入党？

杨宪益长期追随中共，1949年以前是过中共之门而大嚼，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拒绝接受飞往台湾的机票，抗美援朝时响应号召捐献飞机，两次无偿捐赠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给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馆。既便如此，至文革期间他仍然被打成"特务嫌疑"，坐牢四年。英国学界23位著名汉学家联名致函周恩来，希望了解戴乃迭的状况，信函却如石沉大海。三个子女虽与之划清界限，仍然被发配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儿子杨桦因母亲的外国人身份被北京大学门拒之门外，即使带着红卫兵来抄自己家也不被信任，受尽凌辱。七十多岁的杨母被罚每天扫大街，在英国的戴母则在对女儿的下落一无所知的绝望中辞世。更可恨的是，杨宪益被关四年，出狱时竟被索要四年的伙食费（大约当局认为当年这个捐飞机的人家底尚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尚堪再敲一笔钱）。杨戴出狱后，杨宪益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年后痊愈），杨桦也出现精神危机，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只说英文不说中文，也不认杨宪益这个父亲。在周恩来过问下，杨桦获准去英国。走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全部焚烧，只留下团员证和毛泽东像。大概不是他觉得这两样东西珍贵，而是还需要用以避邪；如果这两样东西也毁掉，他就休想出中国。到英国后，杨桦不能见中国人，一见就吓得失控，不由自主地发抖。杨桦最终彻底崩溃，在圣诞节期间点燃汽油自焚。此时他不再世故，不再顾忌，毛泽东像被他戳满了洞。他墓碑上的名字是David Green，无关杨姓，无关中国（参见枫晴的文章）。

见鬼的是，遭遇如此家庭变故的杨宪益，竟然仍然继续要求入党！1986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是他确信自己前大半生的追求是正确的，还是企图用一个的新错误遮盖以前大半生的瞎眼？

晚年为何爱上打油诗？

晚年的杨宪益爱上打油诗，其中的180余首结成《银翘集》在香港出版。之所以取名《银翘集》，杨的解释是"我的打油诗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解毒丸'来散火最合适。"有论者说，杨宪益的打油诗有《世说新语》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诙谐机趣，自讽自嘲，大俗大雅。我不这么看。我认为百分之九点九九九的中国人都有资格写打油诗，唯杨宪益先生不可写。如果我是杨，我宁愿封笔也绝不写打油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对于有杨宪益这样经历的知识人，写打油诗是可耻的。若泉下有知，我想戴母不会认这个写打油诗的女婿，儿子杨桦将更加不认他这个写打油诗的父亲。

写打油诗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杨写打油诗时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杨的许多打油诗都随手送给访客了。据此，我的判断是，写打油诗是杨的一种心理救济方式。访客们只顾分享、赏析、讨论他的打油诗了，从而避开了谈论那些令杨难堪的追随中共、捐献飞机、家破人亡、老年入党等等人生臭棋。在杨这里，打油诗好比盾牌，将访客射向他人生的兴趣之箭挡开了。如此话语屏蔽，不知不觉将有关杨的种种人生臭棋之类的话题转换成了宾主双方面对一首新创打油诗的哈哈一笑。

杨宪益是不是理想主义者？

"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杨宪益先生人生最大的亮点乃是当六四之际愤怒谴责大屠杀，公开要求退出中共。论者因此将他称为理想主义者。我也倾向于接受这种说法，但我要补充的是，理想主义是个中性词，有高招和臭棋之分，杨宪益先生是一个下过不少人生臭棋的理想主义者。杨宪益19岁赴牛津留学，一待六年，学的是古典文学。象牙塔里的人一旦关心起政治，很容易有热情无眼光，就好比老房子起火，不分皂白一顿乱烧。杨宪益当初舍弃牛津哈佛回国效力，誓言"直到中国从她的侵略者手中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可是至死他也没有摆脱比侵略者更侵略者的政权加之于他的不自由的梦魇。我想，即便当初日本灭亡了中国，作为抗日志士的杨宪益一家也绝不会比后来他们实际遭遇的更悲惨。

2009年12月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