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２７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匯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我们準备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裡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并一再嘱咐郑主任，要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告诉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得结结实实。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昨夜交代的任务记得牢靠，一大早就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现场，用三根棍子叉著立在三口窖的边上，并手忙脚乱地扯横幅、刷标语布置会场。
上午９点多鐘，何方前带队押著６４名四类分子及子女，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还跟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群眾队伍。天气热，又捆著拴著，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銃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裡。这一招立竿见影，队伍前进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眾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裡，熏后，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乾净利索，这个孱弱的支书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地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看著窖眼上那被脚踩结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方前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裡，边吸旱烟边商量︰裡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支部决定派民兵在这裡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裡星星格外耀眼。水库裡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响的声音，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跳。其中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如今那三口窖和６２条人命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跡。再没人谈起那裡，也再没人敢去那裡。那裡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歷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恆久的悲哀。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
一、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準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裡。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銃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裡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鬢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裡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１９５８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栋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著学生从６０裡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５８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５９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製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匯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裡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二、无名外乡女
在瀟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裡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裡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著愤懣、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三、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裡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求求快收工时，生產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著腰劳作的周文栋，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著命令道︰"快推到窖裡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著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裡。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裡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裡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裡，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８岁的周大妹正带著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裡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著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裡。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扎著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我们从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中才知道，他１９４９年考入解放军１３７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１９５７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証
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証人︰周军阳，女，５１岁（１９８６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著︰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裡，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裡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產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著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裡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裡已有１４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銃的民兵押著。我爱人蒋汉镇也在裡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著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著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裡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裡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裡，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１００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１００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著，我那６岁的雪原只好牵著我的衣角，８岁大的林海背著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著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銃、梭鏢对著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６０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著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著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著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６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著，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裡，居然还活著。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８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嚷著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裡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著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３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著，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裡。"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著。林海囁嚅著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８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著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裡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裡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８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準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著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裡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５口、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裡过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１９８５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５４岁（１９８６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裡惊叫著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裡。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带著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参加"双抢" 从田裡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裡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吶，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裡。裡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著头跪在教室裡。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口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１２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３６个人，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準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裡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歷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裡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３６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裡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３６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著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３６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著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著发给的油茶树木鉤，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裡的。忙完后，坑裡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裡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著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６９５０部队的人到了乡下製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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