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六十周年纪念中的几种海洛因

对准一小撮人的官方新调

国庆六十周年纪念，北京官方定下的主调是60周年不分前后。去年的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很大部分建基于对改革开放之前30年路线方针的否定，但今年官方对新中国60年的评价基调却有所微调，提出了两个不否定的观点：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

明报记者孙嘉业评论说，官方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将前后30年"两个历史阶段"定位为"一个整体"，无非是对"左"和"右"两种倾向的担心，防止左派借歌颂前30年来质疑改革开放，亦防止右派借批前30年来否定国体。

我观察到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局面，至少从改革时代以来，左右派都不要现有的掌权派。左派认为，掌权派已经不再是红色社会主义的，而是白色资本主义的，把他们等同于右派。可是右派认为，掌权派还是太红，还是文革专制的延续，因此把他们等于左派。在"左右社资"的争论中，掌权派被涂成大花脸，谁都不要他。

掌权派从改革一开始试图统战"左右社资"。当政治权威强大的时候，左右社资，尽管有各自的动机或者目的，但政治效果都服务于政治权威，同床异梦，只要同床就好。可是当90年代之后，掌权派完全褪去公共利益的薄糖衣，赤裸裸得露出屠宰场轧肉机的权贵模样，这时候左右社资，就逐渐与他们分离，并且与冲突对立。对于留在里面的人们，慢慢地当做了叛徒，发布道德追杀令。先是右派对准在改革中失利，但还迷恋专政的左派进行谴责，然后是左派对准在改革中发飚，但是有威权色彩的右派进行攻击。到了今天左右派，因为是否保权贵的政治立场截然对立成为首要问题，其内部发生鸿沟般的断裂。左右派内部都有权贵与反权贵的本质分化。现在不管左右社资，对准官民矛盾，只有权贵与反权贵的区别。

左派中底层左派、新左与老左分家。龚仁的文章《"新左"、"老左"分道扬镳》揭示了这一点。右派中，在体制内的改革派，蜕变为极右派；体制外的改革派对改革逐渐失望，二者南辕北辙中。唱上了对台戏。

和体制有瓜葛的老左极右都被边缘化。老左派与极右派成为一小撮人，中底层左派、新左、体制外右派，因为体制外，成为绝对大盘。底层百姓与知识分子的大盘，就像海水一样包围着一个冰岛，在下面侵蚀挖薄浮岛底盘。冰岛慢慢融化中。

"60周年不分前后"只是对准一小撮人的海洛因，并且把一小撮人当做有代表性的，或者当全部或者大盘。因此仅仅相当于以此内部会议的讲话。"60周年不分前后"，不是立于磐石之上，而是在腐朽的独木桥之上。

当权威强大的时候，无论作为不作为，即是错误的作为只要引导的好，也能增加权威。例如前总理李鹏是一个无能无为的人，可是其在任的十三年，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当权威弱小的时候，无论如何挣扎，作为与不作为，都是帮助减弱，这是一个王朝的气数已绝，回天无力。例如前总理朱镕基改革，意图在于延长共产党的统治，而结果是给共产党大楼的地基里面装了很多的定时炸弹。

当权威弱的时候，"社资左右"都在撕裂它。不动不改革下场还好一些，越动越乱动，越改革越革命。

用来安抚政改焦虑的几种海洛因

政改是文革之后就被提出来，而且当时是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的。可是邓小平用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加以拖延。三十年来，政治改革寸步难行。长期以来人们心中就一种焦虑，到底什么时候要改，到底还改不改？这时候有关人士，就发明了几种用来安抚政改焦虑的几种海洛因。

第一种、官方以民生转移政改注意力

这是一种好坏参半的做法。到了今天，是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成为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我放弃并拒绝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而致力于对民生问题的推动。没有民生问题的解决，将会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民生和自由民权纠缠在一起，二者都扭曲了，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如果民生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就会诉诸于政治解决，这时候政改的政治改革就会和民生的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台湾和苏联的的转型，之所以可以比较成功，很大原因在没有民生问题的干扰。

生存权却是首要的，但是当局用来转移阻挡对政改和自由的渴望。如果政改的诉求，没有和民众结合，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任凭他喊破嗓子，也无关紧要。解决民生问题，可以消灭民众和底层知识分子的政改诉求。

第二种、极右派浪漫回忆80年代的做梦术

这是一种做梦术，认为过去80年代能推动，现在也肯定能推动。基于对政治放松的回忆，而呼唤政改的言说，不过是欺骗他人而自欺，以为呼唤就一定能实现的；自己的正当渴望，就等于一定能实现。幻想和意识形态之下，对于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都不去看。这是一种小孩子的性格，并且不断在暗中浮现出一种"开明君父"的意象。89的学生运动，如果没有开枪流血，压根就是对"开明君父"的一种撒娇。

80年代的推动以及今天的做梦术，处在去毛泽东化与渴望"开明君父"之间的二律背反。没有强大的政改第一推动凌驾于权贵集团之上，并且砸碎权贵集团，是不会有政改的。纵观1949年之后的历史，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凌驾于整个自己缔造的体制之上的权威，砸碎体制的勇气和决断。也就是说他即使最大当权派，也是最大的造反派。政改第一推动必须有如此的政治位格，是一个能够塑造和摧毁体制的双重权威的人。邓小平不是。

那么渴望一个开明君主，降低瓦解掌权者的超凡魅力，与政改第一推动的需求根本冲突。可以说，改革就是杀死了改革的可能性，或者说，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方案。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发表，引起了高潮与兴奋，于如今在呼唤改革共同体的同一质。改革共同体等不等于国家的全部，例如极左就是异质。呼唤改革共同体的同一质，或者通过做梦抹掉了与改革共同体异质的部分，还是一种政治浪漫。邓小平凌驾于左右之上，有一种平衡，就像封建王朝皇帝凌驾平衡各派系，可见赵紫阳并不是改革时代的化身，而只有邓小平是。改革时代的中国，并不是改革共同体，而是混杂的。

改革右派80年代与民众的利益有一定的交叉，冲突不大，可以同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90年之后站在官方权贵一边，80年的改革共同体就破碎了。改革右派往上游移的时候，改革共同体自身也破碎了，破碎为改革的受益人阶层和受害者阶层。

八九一代及其后来者基于89，根本拒绝政改焦虑。四五一代，把89当作皮外伤，一会儿渴望，一会儿绝望。比四五一代更老的一代的思想，基本是四五一代塑造的，也就是儿子教了老子。但是老子们或多或少患有老年痴呆症，一骨碌脑渴望政改，焦虑绝望丝毫不表露。

第三种、法西斯化中国模式

整个改革共同体和改革时代的自信心，建立在一个as if 之上。那就是有一天政改了，一切都好了。如此幻想之上，当阻碍不大时，路路畅通就强化了这种幻想，当做了真实。当阻碍有一些大时，就开始通过意识形态否认阻碍，强化自己的信心，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还不掉泪。沿着这种惯性前进，知道阻碍已经完全淹没出路，带来极大惨重的代价，才会回头，然后吹嘘自己浪子回头金不换。

如此幻想总是在外围打转，津津乐道沉湎于政改外围条件的一点点进步或者原地踏步，甚至把不退步当做莫大无比的成就。对最核心的问题，总是愿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就像一个女孩，已经非常习惯于调情。沉湎于调情，反而对性爱婚姻非常不习惯，充满不确定的恐惧。

如此进入一种永恒的政治浪漫状态，对自己的政治方案，丝毫不考虑如何抵达目的。他们已经是性无能，无从真正关心政改如何实现。而是在如此公车上书中，寻找被赞扬，把自己塑造为道义英雄，从而可以宇内环顾舍我其谁，除此私人目的之外，丝毫不计较目的能否达到。这就是98年之后左右之争的政治心理条件。如此释放出来的就是要求政改的渴望，以及后辈对前辈抗如此大旗的妒忌和背叛，例如新左派，总是把自由主义简化成经济自由主义，然后攻击整个自由主义。他们对改革的批判，就像晚清清流派对于主战派的纠缠，丝毫不在于共同目标，而在于取而代之的渴望。

这二者的争议，真正用心于在于何种道义英雄之争，何人成就道义英雄之争，而不关心共同目标，共同目标之下的道义英雄成为首要，丝毫不考量道义英雄的肉身，是否是成就共同目标的路。共同目标被置于虚无主义的混沌之中，充满偶然和放任。政治浪漫状态是渴望的精致表达，成为道义英雄的渴望及对其背叛超越的渴望，都是政治浪漫。

新左派蜕变成了中国模式派。我在《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中写道，中国模式的提倡，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也是对改革时代背后捅一刀，内在得掏空了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延长专制。把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这一关口或瓶颈，拉长，成为走不出去的陷阱。中国模式是改革瓶颈处的癌变，横生出一种枝节，然后意图反过来吞并整个改革，就像癌症要占领整个身体。中国模式一方面构成对改革共识的颠覆和架空，去掉实质性内容，而仅仅保留形式和口头上的路径，并且强化之，这本质上是对后改革、反改革以及改革反思的排斥和阻挡。

这也有帮助当局转移政改注意力的作用。在经济改革已经歇菜，政治要提上议事日常的当前情形之下，反对普世价值倡言，提倡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就是要阻碍政改。

他们阻碍政改的政治意图，是清晰的，明白的，故意而为之的。他们坚持专制权威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改革更不可能，他们卡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口，把注意力和焦点，引向文化政治和帝国冲动，以此拒绝政改。拒绝了政改，就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物，用于安慰渴望政改的心理，转移关注。政改呼吁构成国内冲突和压力，转移到虚幻空间和对外扩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