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零九宣言不战而胜（三）（图）

2009-01-06 21:38 作者:唐柏桥（中国过渡政府发言人，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

64期间的大学生

三、中国民主运动的四个阶段和四大力量

中国百年民运回顾

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经过了两个启蒙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本世界初到中华民国建立初期，这一阶段使我国成为整个亚洲对民主接受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和制定了第一部民主宪法。北伐后蒋介石提出训政，民主进程出现停滞。中共夺取政权后，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和专制独裁统治，中国社会一步步地走向封闭与倒退。人们在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和中共长期的洗脑后，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自主意识和民主思想。

第二阶段则是从七九西单墙民主运动至今。文革后，人们开始反思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重新思考被中共长期妖魔化为资产阶级思想实则是代表全民意志的议会民主。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重新回顾上世纪初的启蒙思想和大量引进当代西方的民主人权理论，使民主人权思想深入人心，并将大量国际民主思潮和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以来的成功经验向广大民众介绍，使人们对于中国可能象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充满了希望。八九民运可以说是一个启蒙运动，同时也是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个高潮。它让人们认清了中共专制政权的残暴本质，同时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经过十几年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思想宣传，广大民众已经对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概念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也盼望这些理念能在中国得以实现。中国民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切希望早日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共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国人对西方民主国家产生了某种敌视情绪，但是，这丝毫也不没有动摇人们对民主的追求。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可能持久，当人们从这种毫无意义的思潮中清醒过来后，紧接着而来的将是对中共的更深刻的批判和更彻底的决裂，以及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更热切的追求。因此可以说，这一启蒙阶段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毫无疑义，国人在经过一百多年的积弱受辱和动荡内乱，尤其是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的灾难统治后，对于自由与民主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更强烈的向往。广大民众对于重建曾经遭到中共几近毁灭的中华文明充满了热情和期待。我们看到，在过去二十几年里，由于中国有限度地松捆，广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较充分地发挥，人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建设中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于是整个国家迅速从毁灭的边缘得以恢复和发展。但是，人不仅仅是追求物质满足的动物，今天的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在经济领域的有限发展，人们开始挺身而出捍卫自身的人权和维护社会公义，并希望参与国家管理和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这种能动性如果引导得当，会形成一股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促进社会进步和民主的强大力量。

不过，如今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疑问：以七九和八九民运参与和组织者为主题的传统意义上的海内外民运经过中共长期的打压和摸黑，现已越举步为艰；尤其是海外民运，内耗不断，资源枯竭，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部分民运人士的作派更是跟中共几无二至，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别人异常苛刻，对自己异常宽待，因此形成了一种在一个充满理想与追求的民运队伍里的“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怪异现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民主运动还有前途吗？因此，一部分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中国民运无法发展壮大，因此，中共还会长期存在并将更加强大，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民主。

有这种疑问的人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可是，没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们所指的传统意义上的民运只不过是被媒体和某一两次事件造就出来的狭义民运，今天的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狭义民运主要体现在它的历史意义上，它充其量也不过是现今中国广义民主运动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只需要从国内现今活跃的维权人士中有多少是传统意义上的民运人士就知道了。现在在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活跃的维权人士几乎都是八九后逐渐在维权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如高智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师涛、杨子立、黄琦、郭泉等。据说现在全国各地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民间维权领袖，他们几乎没有出现在国际和国内媒体上，但是却是真正具有民意基础的未来民主运动的主体人士，甚至领袖式人物。因此，我们不能只把眼光停留在传统和媒体上的民运，而是应该着眼于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威权抗暴运动及运动中产生的民主斗士和领袖，想老百姓之所想，这才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原动力。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来看，传统民运被打压越厉害，中国民主化进程有可能越快。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题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的传统民运从自八九以来，由于其影响力所限，与其说是扮演了反对派的作用，还不如说是扮演了监督执政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还部分地起到了为执政当局献计献策的智囊性作用（尽管这并非民运的主观愿望）。一旦这种色彩的传统民运走向式微，中共当局由于缺乏任何监督和听不到真切的建言，其政策必然更趋向于强化自身的特权，其官僚作风必然更加不得人心，最后的结果是社会加速度走向腐烂和失控，民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将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颠覆中共，为民主化扫清最后的障碍。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亦有指中国读书人往往革命不彻底的意思。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四个阶段

当代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年经过了三个阶段：从西单墙民主运动开始，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上书请愿和意见表达阶段，个体维权和群体维权阶段，群体抗议和大规模抗暴阶段。而中国民主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全面反抗运动，或俗称的颜色革命或民主革命。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并逐渐走向第四个阶段。当然，这四个阶段往往会出现相互交错的现象，比如第一阶段的活动也会在后面的各个阶段出现，有时甚至会出现强大的声音，零八宪章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八九民运的诉求明明属于第一阶段，但却以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八九民运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来自湖南的反抗独裁暴政的天安门三君子因向毛泽东像投掷鸡蛋颜料，却被要求中共改革的学运领导人扭送到中共的公安部门。

我们目前要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早日促成中国民主运动走向第四个阶段，将各地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运动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来，形成最强大的指向中共专制的合力。

中国民主运动的四大力量：弱势团体，信仰力量，民主人士，国际社会

那么，未来促成中国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的主要力量将有哪些呢？我认为有四种主要力量：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弱势团体，民主人士，信仰力量及国际社会。以下分别简述之。

弱势团体：从传统的观点讲，所谓弱势团体是指占社会极少数的某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在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因为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资源和代表他们发言的声音不够强大，因此无法争取到与其他族群完全平等的权益。这些群体通常占社会总人口很少的比例，一般是百分五左右。过去这些弱势团体也曾遭到歧视和严重不公，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如今我们很难觉察到弱势团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异。可是在中国，现在公认的弱势团体则涵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内地农民，下岗工人和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少数民族群体等。他们与其他族群的关系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权利，还是法律地位上，都出于绝对劣势。比如说，中国的农民因为城乡二元户口制度而处于次等公民的地位，他们的居住，迁移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福利，工作机会，受教育机会等都处于绝对不公平状态。与美国的弱势团体相比，他们简直是弱势团体中的弱势团体。

中国的弱势团体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社会是无法长期稳定的。过去中国虽然非常贫穷，但是，弱势团体与其他团体的区别并不明显，如今由于私有企业的发展和官商勾结的猖獗，使得原本属于全体国民所共有的财富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迅速转化到少数官商的口袋里，实现了对全体国民的第二掠夺，使社会贫富不均及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重，人们的不满到了极点。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又对整个社会采取严厉控制的政策，不仅新闻自由受到严格管制，民众表达不满意见的渠道也遭到全面封杀，游行示威抗议乃至上访等都不被允许，甚至还遭到镇压。因此，现在民众采取的对抗政府的最频繁的行动是不经法律程序的“非法”行为，包括静坐，堵塞交通，乃至暴动。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共当局并无意改变他们的严控政策，因此，未来发生抗争事件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其规模会越来越大多，其方式会越来越激烈。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社会客观因素外，还有其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众会在对抗中逐渐去增强抗压能力和去处恐惧心，二是在民众不停的冲击下，当局的权威地位和掌控能力会逐渐减弱，直到最后失去全面掌控社会的能力。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如果中共当局在社会处于全面对抗的关键时刻仍然采取镇压手段，则很可能出现短时间的暴乱和流血冲突，不过，几乎可以预见，未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军阀混战，长期各自为政的局面的可能性极小，这不仅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世界逐渐一体化的格局有关。

这部分弱势团体采取行动的原始驱动力是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这不仅是社会所允许的，也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正义行为。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奋起保护自身的权益时，肆意侵犯和剥夺公民人权的行为才能得到制止。今后民主运动力量在与这些弱势团体合作的过程中，一定注意到这一点，方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民主力量：分为民主人士和民运组织。这里所指的民主人士的定义是，有志于从事结束专制促进民主的各界人士，而民运组织则是指由这些民主人士组成的组织。民主人士包括从七九和八九两次大的运动过来的人，也包括在其他时期在海内外投身民主运动的各界人士。不可讳言，当前海外民主运动中的主体力量仍然是参与过七九和八九民运的人。民主人士的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理想主义色彩极厚，其优点是个人影响力相对较大，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都比较强，同时还有组织上的优势。其缺点也非常明显：自我意识特强，受共产党文化影响比一般民众深，还有一部分人士有很强的个人名利欲求。

从整体上讲，民主人士或民运组织在未来的变革运动中主要能起到的作用是理论上的指导和个人道德上的感召，象曼德拉，达赖喇嘛，哈维尔，昂山素姬等就曾经起到这样的作用；组织领导，象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沙，印尼民主战斗党的梅加尔蒂，南韩的金大中，金泳三等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海外民主力量具有一个国内所没有的优势：指挥中心不容易被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组织被一网打尽，可以持续发展和扩大国内国际影响力，并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其劣势则是他们的声音在国内发不出来，很难对国内民众造成影响，不能很好地把握国内民众的需求和想法，同时，由于没有与国内民众承担同样的风险，道义上的感召力大打折扣，这也是在国内比较容易成为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的原因之一。无论是海外民主人士还是国内民主人士，基本上都是因为曾在国内从事民主运动而成名的，只有极少数例外。民主人士要想发挥巨大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人的道义力量，道义力量的建立基于对民主理念的坚持和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当一个人为了实现民主理想，不以个人得失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始终以社会需求为唯一考量，久而久之，他就具有了道义上的感召力。比如，曼德拉、达赖喇嘛等都是经过长时间不屈的抗争才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敬和支持；二是形成组织力量，无论是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形成的组织力量还是通过成功的运作而形成的组织力量都一样，个人的影响离开了组织这个载体就无法对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而组织力量的形成必须与处在抗争第一线的弱势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将他们视为我们的依靠力量。民主运动与民众的关系就象一栋建筑物里的钢筋骨架与砖块的关系。没有骨架，在多的砖头也无法砌成大厦，反之，再好的骨架，没有砖块，也建不成屋子。民主人士应珍惜自己过去所付出的代价和累积的资源和经验，不要轻言放弃，否则既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也对不起自己的理想。

信仰力量：中国社会由于中共唯物主义思想的对人们的灌输，使得多数民众从小就成为无神论者，人们没有了信仰力量的支撑，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在急剧下滑，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贪生怕死，物欲横流，尔虞我诈。这才是中国社会在中共长时间施行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而社会的反弹，很显然，中共的祖宗马克思的理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在中国被证伪了。有的人曾经非常绝望，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岂不是中国永远没有希望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有句古话，叫否极泰来。当一个社会离开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而存在时，这种存在方式是不会长久的，最多不过是一种过渡形态，中国目前出现的这种表面欣欣向荣的假象可以视察为生命中的回光反照形象。如今中国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宗教信仰的复苏和宗教力量的兴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中国促变的最大因素，没有宗教力量的兴起，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将要漫长得多。在中国，所有的信仰力量都是与中共无法调和的，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迟早会成为会走到中共的对立面去，从而成为民主化运动的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这在其他其他国家的当代民主转型过程中宗教力量所发挥的巨大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分不开的。菲律宾和波兰的天主教，东德的基督教，印尼的回教，（其他几个基督教民主同盟主政的国家）等均是如此。由于信仰力量的兴起使得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正在加速进行。法轮功从去年发表九评和发起退党运动以来，对中共的权威统治已经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可以说已经瓦解了中共统治的基础。如果没有法轮功学员信仰的力量，我想一般群体很难做到如此前仆后继地去从事一场运动。也正因为法轮功学员具有真善忍的信仰，他们才能在完全摆脱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和去除对中共的恐惧心，有能力团结起来从事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艰巨的与邪恶较量的战斗。

现在除了法轮功的力量，地下教会的兴起也将成为中国改变历史的一股有生的力量。现在看来，中国的地下教会还非常分散和没有形成强大的群体力量，可是，我们可以想见，当中国大变革的时代来临时，地下教会可以迅速集结成一股庞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天主教，他们早就有自己的固有体系，从教徒到神父，到主教，层级分明，一旦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公开站出来一群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想印尼的伊斯兰教协会，香港的天主教领袖陈日君等。在未来转型期间，他们有可能推出自己的代言人来参与临时过渡政府的工作乃至担任未来民主政府的重要公职。

印尼的伊斯兰教协会主席赖斯就曾经参选过首界民主政府的总统。这不仅是民主社会所允许的，也是走向多元化的标志。

信仰力量在中国的民主变革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力量，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的参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要漫长得多。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看一看过去十几年中国民主运动的步伐如何缓慢及所走过的弯路，就会明白被共产党文化所武装起来的人们要去反对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哈维尔曾提醒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人士，他们在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这样注定要失败。正是他的先知先觉才使捷克的民主化运动相比较其他东欧的民主运动显得更成熟和彻底。他担任了十三年总统而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他最有名的理论工作者就是反政治的政治，换一句话说是用与共产党相反的方式反对共产党。他认为反对拥有强大的镇压人民暴力机器和散步谣言的宣传机器的共产党政权的唯一武器是真实和道义。

简而言之，信仰的力量与民主力量的关系就象是水与水泥的关系，没有水，水泥就是一盘散沙，没有水泥，水也无法堆成一个民主的大厦。一个民主的大厦是需要全民来修建的，任何一种力量企图包办这项工程，其结果必定偏离民主目标本身。

国际社会：

从现在的国际大格局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和对民主充满期待。其中最有突出的两个例子，一是美国两百多年来产生了第一位黑人总统，成为2008年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象征着美国的民主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是欧盟对中国民主和人权事业表达了最高的关注，并将欧盟的年度人权奖-------萨哈罗夫人权奖颁给了中国年轻的人权斗士胡佳。此外，以印度、日本为首的亚洲民主国家决定建立亚洲民主联盟，共同促进亚洲民主化。如今亚洲最大的专制国家当然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因此，他们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尽快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减少中共专制政权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因此可以说，现在中国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变革，离开国际大环境都很难顺利实现。

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四种促成中国民主变革的力量之外，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也不排除包括军队、体制内高官或如今的所谓民意代表反戈一击，勇敢地站到人民一边，发表支持民主变革的声明和采取必要的非常行动。就象前苏联、菲律宾、印尼等国家一样。甚至我们也不敢断言，中国不会出现象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模式，军队在关键时刻掉转枪口，将独裁者送上审判台。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事情，也是我们无法从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因此就不展开分析了。

(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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