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专栏】杨佳是中国的生死劫
杨佳语录
弑警者杨佳说:'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说法'的由来
'讨个说法',记得是从张艺谋'大师'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开始流行的,其含义就是'人活一口气',人要有人的尊严,在感觉不顺时,就应该得到一个'为何如此'的理由和解释,以便于捋顺这口气,让受气者心服口服。
仅从'说法'本词来说,已与后来者赵本山的'忽悠'一起,同成为中国民间流行的口头成语,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和现象的形象表述,甚至于此前的同类行为如何表述,也已被人们渐渐忘却了。
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进行正面道德教化,其实正是艺术产品的本义所在。不论后来的张'大师'如何趋俗,其从艺之初的朴实,却正是艺人和国人所真正应该追求之处。不经意间对国民的这点'启蒙'之功,也还是不应当被轻轻抹煞的。
巧合的是,秋菊的老公与杨佳一样,都是因为被警察'废'了那个男人的命根子才引得民家与官家较真的。不同的是十几年前文学中的秋菊好像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而身处更和谐和更先进时代的杨佳,于现实中却只得到一个比秋菊要悲惨得多的结局,到最后不得不弃了君子之风,走暴力之路,以命相搏讨'说法'了。
不畏死不为利只图名,只要一个'说法',足矣。'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人对传统的'义'字千百年来最现实最生动的解读,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说法',就让人糊里糊涂自认倒霉,那最好想也别想。
从现代人的理论上讲,没有'说法'只有'服从'这是'不对等',不符合市场交换规则和现代人的行为理念,所以'一边倒'的付出也必然没有长久存在的民意基础,再回顾历史上强压之下的所有臣服,得来的只是一轮轮的历史更迭和王朝换代。
弑警当属公案
从杨案可以考问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公正,是否是如其所说的是真正的'三个代表'。
杨佳是正儿八百的北京爷们,本身具有'出了京城,那就是皇上'的优势心理,加上还是中国开化较早的维权世家,对中国的政治现状也有真实的体验,各种自信和认知聚于一身,自当不会如我辈外来鼠民们般将沪地风物放在心上顶在头上奉若神明,遇上这种特大不爽、断子绝后的奇耻大辱,用'士可杀不可辱'来形容杨的激愤心情,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做出这种人人使然的行为来,也是再合理不过了......
不难看出杨针对的目标是有违正义行为的政权输出终端---警局,这个'党'的暴力工具,于一攻一防之间必然要形成二者你死我活的碰撞和冲突,任何一方的死伤当属正常且在所难免。
至于那些非直接利害责任人而遭死伤的警员,因其代表了一种意识倾向性,更代表了暴力,虽死得有失绝对公正,但公有公论,也只能当作是其阶级利益的附带牺牲品,而与杨本人无任何私人关联。
' 杨佳案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案子,是人们良心与邪恶斗争的案子,是考验中国法律正义的案子,所有的有正义感的华人都万目瞩视着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处理好了,能使人们恢复对中国法律的信心,化解人民对贪官的'冤屈',使人民以后有冤求诸法律帮助。反之,如果像现在这样任上海公安胡作非为下去,人民对法律的信心会如大坝一样倾塌。'
----格丘山:让杨佳体面的离开世界http://www.epochtimes.com/gb/8/7/24/n2202411.htm
杨佳必须活着
一家之言一党之声的中国,铸就了杨佳行为的必然结局。
杨佳案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命运必然与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紧密相连的。我们只有努力的争取呼号,让当权者看到真正民意不可违的强大压力,力争杨的个案以我们想要的方式了结。
他只有如英雄般'体面地'活着,我们这些看似与之无关实则关系紧密的普通国人才能在此后有好好地活着的可能。如此,也就等于是为自己的明天争取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全体中国人的命运才有可能重获新生。
杨是为民抗暴的典型,是底层民众的代言人。如果他死了,哪怕死得'再体面',昭示给国人的,也将会是以此为鉴的杀一禁百,国人的前途与杨相比,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必然是更加悲惨的漫漫冬夜。
虽然不一定能一言九鼎地左右杨佳的生死之劫,但我们却不轻易使杨佳'体面地'离去。为杨佳而争,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不但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义务。
2008.7.31.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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