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atic16.photo.sina.com.cn/bmiddle/4aff849244c768ed76ddf]
（原载《天涯》2008年3期）
达尔文说，人类各个部落之间、各个种族之间，自古以来就为生存空间和资源问题进行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如果相争的两个部落之中，有一个部落因某种原因出现暂时的人口减少、力量减弱，那么，另一个部落就将"通过战争、屠杀、啖食人肉、以俘虏为奴隶、兼并吸收等手段而把两者之间长期以来的矛盾很快给解决了。一个弱小的部落，即使不是这样被人一扫而光，只要一踏上人口减削的路途，一般就会一直减削下去，直到灭绝。"（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283页）达尔文这种总结性的言论，比鲁迅列举的一个例子，更能表现事情的严重性。多少万年以来，许许多多的部落和种族，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奋力搏战的，其中一部分发展壮大起来，渐渐演变为政治国家，另一些则无声无息地灭绝了，在今天的历史著作中，找不到关于他们的片言只语。
达尔文在著作中提供的南太平洋地区弱小种族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挤压之下迅速灭绝的材料，堪称那个时代的重要见证，算是对历史著作的一点补偿。
第一个种族灭绝的故事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岛（今属澳大利亚）上。西方人刚刚侵入这个岛屿时，他们估计岛上有原住民七千人（有的人估计有两万人）。他们在跟英国殖民者进行战斗的过程中，人口锐减。有一次全体殖民者通力协作，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大围剿，他们最后不得不从血泊中举起白旗向英国人投降的时候，仅仅剩下一百二十人。这时候他们对殖民者构不成任何威胁，英人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也转为宽厚。可是，一个种族的元气与灵魂已经死灭，再也无法恢复。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坏，一个个相继死亡。1824年，他们只有成年男人47人，成年女子48人，儿童16人，合起来111人。第二年，只剩下100人。英人政府赶紧给他们更换了一个住地，希望这样有利于他们的民族发展。1847年12月20日他们迁居到本岛南部牡蛎湾的时候，只有14个男人，22个妇女，10个孩子，总共 46人。十几年间人口减少一大半。疾病和死亡继续紧紧纠缠着这个衰竭的民族。到1864年，这个民族只剩下1个男人和3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当那惟一的男人 1869年死去的时候，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灭绝。
新西兰麦奥利人的遭遇跟塔斯马尼亚岛人很相近。1858年的人口普查，他们人口为53700人，十四年后的人口普查，只有36359，人口减少32.29%，如此迅速的人口削减，离种族灭绝已经不太遥远了。
与此相恍惚，散德威奇诸岛的原住民也在急剧减少。当1779年西方人发现这些岛屿的时候，岛民共有约300，000人，1823年人口普查，143， 050人。只有四十四年前的一半人数。1853年普查，71，019人，比三十年前又减少一半。1872年普查，人口数为51，531，只有一百年前的六分之一。
另一位英国学者布朗，曾经对印度洋上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居民进行过考察。在受到殖民者侵入之后，安达曼岛也出现了人口锐减。西方人刚刚进入他们的世界时，他们十三个部落总共有5，000人，到了1901年，仅剩下不到2，000人。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这里只有1，000居民。几十年后减少为900 人。直到2004年那次世界著名的大海啸中，这个奄奄一息的民族终于不幸覆灭。
导致这些种族灭绝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大屠杀。英国政府的一次大屠杀，就把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几千居民变成了一百二十人，这么直接的肉体消灭，一个种族还能壮大起来吗？照此规模杀下来，灭绝的何止可怜的塔斯马尼亚岛人，我看全世界都可以变成废墟。
然而，将殖民地原住民杀光，未必是殖民者的本意。留着原住民为他们创造税收和利润，想来更加符合殖民者的需求。所以，那些惨遭灭绝的弱小种族，大多数不是被直接杀光的，而是在强势民族的威胁、挤压、奴役之下，整体上生机委顿，精神崩溃，最后导致灭顶之灾。
而在生机委顿，精神崩溃的过程中，直接影响人口减少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达尔文说，是很多妇女失去生育能力。
塔斯马尼亚岛人迁居到牡蛎湾之后，二十二个女人中只有两个女人生过孩子，两个人总共只生了三个孩子。没有后代出生，年长的死一个少一个，这个民族自然就非得消失不可。
散德威奇诸岛（属于夏威夷地区）人口锐减的情况并非特例，它所属的整个夏威夷群岛看来基本如此。1835年一位美国海军医官研究了夏威夷主岛一个地区的人口状况，在这个地区的1434个成年男子中，只有25个人各有一个三个孩子的家庭，另一个地区的637个成年男子之中，只有10个人拥有这样的家庭。他所调查的80个已婚妇女之中，只有39个生过孩子。官方提供的信息说，全岛所有已经婚配的男女，平均每一对夫妇只有半个孩子。夏威夷政府曾经颁布过一个法律，凡是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豁免一切赋税，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可以得到土地和其他奖赏。这个规定从侧面证明了当地妇女的生育力长期萎靡不振。
这些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人口不断减少、妇女生育力严重下降的情况，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他们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分析和解释。达尔文是一个态度客观、目光锐利的学者，他提出，这些妇女生育力下降，"不先不后，几乎恰恰和欧洲人的来临同时发生"（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292页）这个判断中暗含了一种寻求答案的思路：他们的种族繁殖能力的下降和消失，乃是由西方殖民者的枪炮、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等因素的介入引起的。
那么，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什么呢？
达尔文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倾向于相信这样的结论：这些岛民生活条件、饮食结构、生态环境在五十年之间的改变，超过了英国人一千年之间所发生的改变。正是这种急剧的改变，导致了他们生理机能的不适应，免疫力下降，体质衰弱，纷纷生病致死，女人呢则因此丧失或减弱生育能力。
这些改变究竟包括一些什么内容？达尔文说，他1835年访问群岛湾的时候，那里已经种植马铃薯、玉蜀黍和其他农作物。还引述另一位学者的意见说，大约在 1830年，用水长期泡制玉蜀黍而使之变得腐臭的方法被发明而广泛流行起来。（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288页）这些简单的品种对人们的生理机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妇女的生育能力，得进行非常详细的论证。在缺乏科学论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凭借日常经验予以判断，我的经验告诉我，这种影响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达尔文提供的原因之原因，完全没有说服力。
达尔文还列举了一个重要的人文事件作为证据。一个主教为了培养基督教传教士，从斐济群岛西边的一些岛屿上选拔了一些梅兰尼西亚人，送到新西兰等地进行文化和宗教培训。可是这些人来到新的地方后，尽管生活条件大有改善，健康却大大地恶化，最后他们一批批地死去。（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288页）生物界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一种物种突然改变生存环境之后，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会大受影响。达尔文还专门谈到，那些从野外抓到家里来囚养的动物，一般都很难生育。这些动物失去生育能力，难道真的是因为圈养期间食物结构的改变所致，而不是因为囚禁起来失去自由之后神经压抑、精神痛苦导致了生理机能的衰竭和退化吗？想想那些集中起来被迫捧着圣经接受宗教训练的原住民，他们文化上的脱节、精神上的不适应跟那些囚养的动物能有多少区别？
即使那些准传教士的集体死亡是由生活条件的改变导致的，可是绝大多数原住民并没有像这些不幸被选为传教士苗子的人那样，突然来到几百几千公里之外，在另一个陌生的生物圈中不知所措。这些原住民除了少数人充当西方人的仆人、工厂的工人，其他人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断定这些人食物结构的改变，是非常微小非常缓慢的，仅仅这么一个因素足以让妇女不生孩子吗？
何况还有完全相反的例子。达尔文认为，殖民者与原住民杂交可以产生生物学上的优势，有利于当地人口的增长。我引用达尔文的原文来说明问题。"塔希提人和英国人所生的杂种子女，在移植到匹特开恩岛之后，增加得非常之快，以致不久以后岛上就有人满之患，而于1856年6月，不得不再转移到诺福克岛。当时这批人包括六十个已婚的男女和一百三十个孩子，共一百九十四人。在诺福克岛上，他们增加得也快，尽管其中有十六个人于1859年又返回匹特开恩岛，其余，到 1868年1月，增加到了三百人，男女恰好各占一半。试想，这和塔斯马尼亚人的例子相形之下，是何等的一个对照呀：诺福克岛上由杂交而来的岛民，在短短的十二年半之中，从一百九十四人增加到三百人；而塔斯马尼亚人，在十五年间，从一百二十人减少到了四十六人，而四十六人之中，只有十个孩子。"（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295页）
然而达尔文显然忽略了一些重要问题，他根据这个例子所推出的结论，可能跟事实相去甚远。
首先，那些有机会跟英国人做爱和杂交的塔希提女子，他们的食品结构、物质生活条件、生活习惯，一定比依然处于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其他地区的女子具有更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为什么没有影响她们的健康状况和生育能力？第二，那些千里迢迢来到太平洋地区进行屠杀的殖民者，完全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的生活条件、生态环境乃至人体寄生微生物的改变，比任何原住民的改变都大得多，为什么他们的健康没有因此恶化？他们跟当地女子所生的孩子，如果机能和习性接近母方，那么，他们就应该像母方绝大多数原住民那样郁郁而终，如果机能和习性接近父方，他们就应该因为生态环境的更大改变而更加萎靡不振。可是，他们偏偏活得生机勃勃、精神饱满，跟那些殖民者本身一样疯狂繁殖，最后占满整个印度洋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其中的奥秘真的能够从生物学方面去探寻吗？
我看不是。殖民地原住民悲惨命运的最根本的奥秘，应该从文化和精神方面去寻找。他们最后灭绝的直接原因是妇女失去生育能力，到这一步为止达尔文无疑是正确的。而关于这个原因之原因的追究，达尔文则有点"唯科学主义"，甚至有点"唯物质主义"。对于人类的精神存在，就此问题而言，达尔文漠视得太彻底了。
我们不妨想一想，在几千同胞尸横遍野的大屠杀中侥幸存活下来的那一百二十个塔斯马尼亚岛民，他们还是普通意义上的"人"吗？我听说过一个村姑因为亲眼见她哥哥为了抢夺食物杀死了他们的叔叔，从此就发疯了。我听说过许多不幸的母亲因为突然失去儿子而发疯了。我听说过一个每天必须饮食三顿的人，因为突然降临的灾难导致的巨大精神痛苦而可以整整一周不吃不喝。我听说过一个女童因为父母离异而患上长期腹泻的毛病。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巨大的恐惧或者情感痛苦，可以迅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机能、理性和神经系统。经过这种改变之后，一个人的性格和人格乃至生理机能进入完全不正常的状态。那些从亲人的血泊之中幸存下来的塔斯马尼亚岛民，经受着如此惨绝人寰的恐惧和痛苦，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气质、生活愿望、对民族神的信仰等等精神方面必将出现重大变异，他们的神经系统、信息反应系统、整个内分泌系统以及排精排卵系统等等，也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和抑制。他们对于生命尊严的体验、对生活诗意的感受将会全面崩溃。就生育问题而言，他们想来还不至于完全不交配，但是由于正常精神生活和生理机能的崩溃，交配已经很难导致怀孕。
最大的问题是，部落与部落的竞争对抗中，他们在社会组织、技术水平上都很接近，即使某个民族一时受挫，总还有报仇雪恨、复兴壮大的希望。可是，在西方殖民者的社会组织能量、武器装备、技术能力，对于那些海岛上的原始民族来说，简直像天神一样不可把握、不可思议。如此不对称的能量交锋，如此无法描述的惨痛失败，别说无力复仇，连弄清楚这些高鼻梁的敌人究竟怎么回事也不可能。一个奄奄一息的民族，被如此深重的屈辱和如此深广的绝望所笼罩，他们除了惟求一死，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呢？
当代学者常常喜欢拿集体无意识说事，不是没有道理的。个人的潜意识会主宰个人的意愿和命运，集体无意识也会主宰集体的意愿和命运。塔斯马尼亚岛民的悲惨遭遇，如果落在个人头上，这个个人早就自杀一百回了。塔斯马尼亚岛民的生育力下降，我看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民族由深重的绝望意识所激发起的惟求一死的死亡意志。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本来就是一张纸的两面，当这个民族的生存本能无力实现时，他们只能通过死亡本能的实现捍卫自己的尊严。
在被西方殖民者摧残几百年、无数种群惨遭灭绝的拉丁美洲，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对这个问题作了最明白的表述："遭遇囚禁的大象不愿意生养第二代；秘鲁的羊驼在印第安人粗暴地训斥它或者强加给它超负荷的负重时，就躺倒在地上死去。人至少应该像大象和羊驼那样知道自尊。"（转引自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198页）说这话的古巴作家马蒂晚生于达尔文四十余年，前三十年生命跟达尔文相交，勉强算是同时代人吧。一个作家从动物行为中，发现了生命尊严的奥秘，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为什么在这么基本的问题上闭上了眼睛呢？
殖民主义者最大的魔障就是看不见人的精神存在。西班牙人竟然首先用文艺复兴所创造的伟大人文学术，论证美洲人不是人，然后一口气杀了1900万。英国强大以后，更是杀遍全球，让西班牙相形见绌。可是达尔文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对各种生命现象的感知和认识，远超过其他人。即使所有的"野蛮人"都是比大象和羊驼还"低级"的物种，他们就没有求生的本能和自由的精神需求吗？就会扬起脖子欢迎英国的屠夫举着屠刀蜂拥而上吗？达尔文能不懂得这个道理吗？是不是因为他下意识中在为他的屠夫（殖民者的本质特征就是屠夫）兄弟开脱一些什么、遮掩一些什么？而且是用科学的名义？西方人的科学原来还有这样的功能，可是我们却把西方人的科学看得如此神圣。
天哪！我们被忽悠得太彻底了。
至于达尔文对塔希提人命运的解读，也是完全错误的。塔希提人的命运正好可以作为相反的印证。塔希提人之所以生机勃勃，原因正在于他们的精神生活已经适应，因而生理机能也基本实现了平衡。想来他们跟主流社会（殖民者）比较亲近，彼此关系比较和谐，受到主流社会较多的认可和尊重，因而他们对于生命尊严的体验、对生活诗意的感受、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气质、生活愿望、对民族神的信仰等等精神内容，没有因为殖民者的侵入而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他们就能保持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发展。据说有一位美洲印第安人说过一句极为深刻的话，这位印第安人祈求这个世界说：不要走得这么快，请等一等灵魂。塔希提人的幸运在于：由于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他们的灵魂适应了过来，终于度过了那个生死之坎。
塔斯马尼亚岛民没有这样的幸运，所以他们选择了种族灭绝。这显然是被迫的，是殖民者的刀剑造成的。在某个特殊的角度上，又确实是主动的，就像那些富于尊严的大象和羊驼那样。一个个人可以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而宁愿折断自己的身体，一个民族也可以这样。 （作者博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 关键字搜索：
- 摩罗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