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案”剖析
轰动中国大陆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已基本尘埃落定，身兼政治局委员及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出局，陈在上海的一些部下或追随者纷纷受到追究，官帽落地、身陷囹圄。
在中国大陆，社保基金被挪用他处的情况几乎比比皆是，许多地方被挪用的社保基金若非下落不明便是血本无存；社保基金在上海也被挪用，但由于运用到了稳赚不亏的高速公路运营上，加之张荣坤精明的经营头脑，上海社保基金实际上还是实现了"保值增殖"。
然而，偏偏是上海在社保基金的问题上出了大问题，"上海社保案"之所以成为一个轰动中国大陆的案件，却有着与社保基金本身关系不大的另两方面基本背景。
背景之一：前任政治领导人恋栈，政治交班一波三折，使得原本就一直在密室操作的高层政治更凭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不安定感。
一方面，这引起人们对政治人物诚信的普遍反感，对所谓"上海帮"的关注逐步升级，惟恐其尾大不掉。而陈良宇每与北京在工作（尤其在宏观调控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往往不恰当地将自己的想法与维护前任政治领导人的声誉进行捆绑。陈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身兼最中国重要城市的封疆大吏，而且，凭其经略上海的赫赫政绩，大有更上层楼的趋势。无论多少人打心底里不乐意胡温的"宏观调控"，那都无关宏旨；凭籍上海在全中国的影响，陈的反对足以在政局引起震撼性的效果；同时，陈喜欢举着江的旗帜行事，使得矛盾更易激化。陈良宇忽略了一点，尽管胡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江有过分的地方与江摊牌，却不等于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不会对咄咄逼人的江的旧下属摊牌。
背景之二：在宏观调控上意见相左。
在中国，所谓宏观调控就是给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以更大干预权力。
世界各国对经济都有宏观上的调控行为：例如控制货币的流通数量、银行利率的升降、税制改革或是税率调整等等，这些举措尤其对操作层面上的实际经济运行作用相当间接；如果一国中央政府规定地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哪些项目要砍、哪些项目要保，此类"调控"严格来说不属 "宏观"；若美国的白宫要如此干预联邦各州的经济运作，别说会搅乱经济，各州完全有可能聚集起来召集第二次大陆会议，新"独立宣言"将在瞬间诞生。
中国毕竟有中国的特色，中央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总会被描绘成英明决策，至于行得通行不通往往可以忽略不计；一旦做不下去了，不愁有新一波的口号对旧的失误进行覆盖，在忘记了原有问题后，大家又紧跟着新的"英明决策"去"团结奋进"了；如果有谁在口号刚刚掀起之际便提出异议，必被视作另类，肯定将淘汰出局--至于该异议正确与否，所有人同样也是忽略不计。一切个人判断基本服从于"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温家宝推行的宏观调控虽然看似迫于经济过热势头的压力，但本质上却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中国版本，可能产生的效果相当先验，几乎无法实现。原因如下：
1、中国30年改革开放，已经形成多种经济成分与多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经济运作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令行禁止的体制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由中央政府统一计划调度经济已失去配套建制。"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正形象地说明了个中尴尬。
2、统一的大市场已经形成，一切经济活动往往受市场价值规律调动，行政干预已成为市场机制的体外排异物。
3、各路地方诸侯的政绩追求与企业界的利益追逐已经形成捆绑，外力很难改变其浑厚的运动惯性；况且中国经济本身就不是效益经济而是GDP经济，经济规模一旦受到调控的压缩，便会在各地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之解决，中央政府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完全落实到各级官员头上。也就是说，所谓"宏观调控"并不存在实际操作者。
4、究竟去调控哪个行业、什么地方？北京为了奥运，非但可以不调控，许多项目在原立项规模上仍有增无已、天津也被树立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由于端不平这一碗水，必然厚此薄彼，中央政府要其他地方实行调控本身也依据不足。
从效果上来看，宏观调控喊了4-5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没有降到两位数以下；控制房价的口号越来越响，而房价始终按天文数字攀升；说要防止股市过热，而股市则越来越热，许多低层民众几乎倾其家底投身于股市之中......。
更有甚者，许多地方经济过热、重复建设导致资源大量浪费、严重破坏环境等，问题浩瀚如海，究其原因，根子基本都在北京。在总龙头失控的情况下去"调控"分路阀门，逻辑上本已混乱。"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其原因似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地方。
大势其实早已分明，奈何局中有人沦入"食肉者鄙"的泥潭里、不能看透而已。陈良宇及其对弈者们皆未能免俗。
于是，便有了温家宝先生一次又一次的重申，也有了陈良宇等人一次又一次的异意与质询；一个在"愚公移山"、一个在大战风车。而绝大多数地方诸侯则按照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坚决拥护"、并不实行，或者玩弄朝三暮四、这里调控那里开放；调控的口号喊归喊，各地经济升温则照旧......。
于是，便有了温家宝先生因为宏观调控始终控不起来而弄得灰头土脸；陈良宇则因为"对抗中央权威"，被找到了把柄（可笑的是，寻找这种把柄在中国官员身上、甚至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实在是太没困难了）而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上句号；同样不寻常的是，此后在温的家乡天津爆发的一场政治地震中，原"天津帮"几乎全军覆没。
巧合也罢、因果也罢；没有省油的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由于"上海社保案"的基本素材社会知情度相当低、甚至接近于零，牵涉案件的许多相关数据并无官方文件披露，2002 年，由当时的上海社保局长、现因"上海社保案"而沦为阶下囚的祝均一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大幅度提高享受低保人员津贴而牵引出来的"上海社保案"从另一侧面显示，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但存在且有增殖，相关人员经营有方却在操作程序上涉罪，这从另一角度提醒了界定产权归属立法滞后的陈年旧病：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而绩效突出者是否应该获得相对应的部分所有权？能否让有突出贡献者拥有合法权益代之以"非法侵占"？
在追剿陈良宇的同时，身为立法机构首脑的陈良宇的旧上司们，却忙着呵斥陈良宇"胆大妄为"，看看如此重要且与"国际接轨"有如此紧迫需要、可以拯救无数企业经营管理者、豁免其"非法侵占"之罪责、促进企业真正实现优质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法案，怎么就没人想到去组织编制提交？此外，中共13大提出的发挥地方积极性与政企分开的改革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以上种种，是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的课题如果没有真正解决，则牵涉"上海社保案"的所有人中，没有胜者可言；正统的政治权威将异变为滥用压力，这至少与构建社会和谐是不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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