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1969年苏军压境 北京大疏散

中苏边境于1969年3月至8月间接连爆发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苏联大军压境下，北京开始紧张的战备和疏散，包括在京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苏军压境 中共发出疏散令

据《党史博览》介绍，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开始紧急战备。到8月28日，中共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和驻边疆地区部队，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突然袭击。从9月至12月，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战备活动，疏散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资。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疏散到汉中及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中共高层疏散到各地

10月14日，中共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周恩来留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0月17日，周恩来向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

17日，汪东兴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毛：万一打起仗，我还离不了这些人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审查高干被“监管”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声称毛泽东命令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他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69 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

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

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回京度晚年，1975年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获毛批准 1970年春起陆续返京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要朱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 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 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向毛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初谭震林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