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
三位领袖： 您们好！
今天我怀着无比兴奋而又无比真切的心情写此第二封公开信给三位领袖：
首先，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作为三位领袖是有能力、有水平和有责任带领十四亿中国人民开辟一片新天地的！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蒸蒸日上，这是任何人和任何国家与地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今天，我拜读了郭泉先生的公开信，这个并不重要，主要的是我有我的主见和看法，我更有我切身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但是，与三位领袖实在无法相比，我没有太大的理想与追求，我和全体中华儿女一样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胡锦涛总书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世的卓越领导人，请不要让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失望！！
这是我的第二封公开信，在第一次公开信中我主要与三位领袖探讨的是如何反对腐败、如何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和关键。也可以这样说：“上海市的问题，尤其是上海帮和江家帮的问题不解决在中国、在世界我们都无法面对和交代”！！！！
思虑很长时间，我都无法理解中央为什么还把吴志明放在上海，让他胡作非为、欺压百姓！！！？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要居安思危”，我们的领导干部本来就没有安，那来的危呀！？
恕我直言：十七大以后，有很多同志思路不清，政治性不强，等待观望，典型的势力眼作风、典型的政治投机，怎么能干好工作呢！？？？需要党从小学一年级教你、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小学一年级教你吗？？？？
致党中央，更是致我们下面的领导同志的公开信。郭泉同志的言行可能有些过激，请三位领袖海涵。但是，他也是急国家所急、急领袖所急，因为我和他接触的事情与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毫不留情的讲我们的国家、我们民族已经是走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都在明则保身，明知不对少说、少做事情为佳；都在等待和观望胡温和江曾的胜负，以便于将来以后往那边站、往那边走，基本上完全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级欺骗上级，全党欺骗中央的局面！！！
全国上下是整个一个黑社会，官商沟结、官黑沟结、警匪一家，彼此保护、彼此牵制，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谁也不敢动，老百姓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于是善良，正直、正义的领导干部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最乱的、最腐败的莫过于公、检、法，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冤假错案无数，老百姓和冤民有冤无处申，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信访部门形同虚设，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更有甚者到上级信访部门和单位行贿受贿，使上访的案件数量以多划少，以少划了！公安局想抓谁就抓谁、想查谁就查谁，别说程序了连最起码的执法证件都没有，更有甚者怕得罪人专门不出示证件和证明，纯属流氓行为，老百姓急了就说：你们那里还是人民的警察，根本就不如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啊！！我们的人民法院那里还是人民法院啊？你老百姓、没有关系、没有路子，不送钱送礼的你再有道理也死了孩子吃喜面，白搭糖，审判员根本就不给你答辩的空间和余地，你做什么答辩啊？？？有的案件虽然给你判决了，但是就是不执行，当事人又能怎么办呢？？？
我们的公务人员酗酒驾驶公车，撞死一个肇事逃逸不算，还要再撞伤一个还不算，非要把车撞到石头上开不动才完事，122过去了，这人还不当回事，而且要求事故处理人员把车牌照摘掉，说他法盲，不是，要是法盲他就不知道摘车牌子了，根本就流氓！！！！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百姓我们不去关心爱护谁去关心和爱护啊。不知道我们国家养了那么多的媒体，养了那么多的媒体人，整天都在干些什么？？？有很多很多的事故与问题，下级不按照规定上报，秘书给你遮遮掩掩，甚至于是不说，我们的新闻媒体又不去报道，那么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能够了解情况、了解第一手资料呢？？？怎么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结果呢？？？
我们国家是一个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事故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没有问题那才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认识到这个必然。下面我摘录我们网站接到的投诉和举报给领袖和大家看。
苍天哪，大地啊,谁来为我们江西余江人出气呀?!
廉政领导、海内外正义人士：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村同其他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地域一样，饱受洪水浸泡之苦。上半年快要到手的庄稼颗粒无收，可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款项仍有增无减（每亩三百来元）。
九九年的“二、五”事件
由于负担过重，故引发众村民逐级上访，并强烈要求本村委会下发《农民负担监督卡》，按从中央到地方主管部门下发的有关条文将不合理的费用减下来。在没有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种敏感问题的情况下，中童镇党委政府却不顾我村民生死存亡，纠集镇干部、派出所、计生办与各村委会头目共八十多人。在九九年二月五日上午，乘坐雇来四辆卡车和本镇派出所的一辆警车吆喝着直扑我村，实行强制收缴各种款项。村民接到通知就将他们堵于村前理论,历来张牙舞爪，好大喜功的派出所干警早就不耐烦，不由分说就大打出手。憋了多年一肚子窝囊气的众村民，再也克制不住，群起奋勇将他们追赶得弃车而逃。这次群众的反抗行为。致使镇领导的计划落空，余江县政府也倍感脸上无光，就将此命名“二、五”事件。
九九年的“一零、二三”事件
当年三月二十三日，余江县政府组织政法三家为龙头的近三十名成员的工作组,来村调解“二、五”事件。其目的不是设身处地的为民众解决实际困难，而是挖空心思如何去做村民的分化瓦解工作，变着法子向村民催粮要钱；对村民提出的减负、惩治腐败问题却置若罔闻。错误地认定只要抓走几个激进份子，就可挫败村民的锐气，平息这次村民的减负行动。工作三个月有余，由于方法不得人心，工作没有丝毫进展，无奈只好撤走工作组另作打算。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县公安局有意制造事端，平白无故地在村外捉走了我村余新兵、余银水、刘香桂三名村民。当天，在向县、市、省、有关领导反映无助的前提下，迫使我众村民于次日上午七点到村前二零六国道拦车喊冤，以此来营救被关押的三名村民。七点过十分有幸堵上了本地区鹰潭市长缪兵，相互僵持到当天下午四点，使得县政府忍痛割“爱”，三名伤痕累累的无幸百姓才得以无罪释放。县政府因此而恼羞成怒，又称之谓“一零、二三”事件。
二零零零年的“七、一三”事件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三日，正当农忙“双抢”季节，以县委书记彭中华、政法委书记童金有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赤膊上阵，抽调县直属机关单位其中骨干分子，包括公、检、法、司，（其中学校老师是被逼迫的，因为抗拒不去就不发工资）共计六百余人。各人胸前别着“支农宣传工作组”的胸章，牵着警犬，抬着担架，驾着消防车、救护车，荷枪实弹（后备武装人员）步步进逼我村，准备对我村“实行人道主义援助”。没想到被周边村庄赶来看热闹数以万计的农民兄弟，在一片指责声、唾骂声中胆怯地撤散了。县领导班子因此而威风扫地，遂又称之谓“七、一三”事件。
二零零一年的“四、十五”事件 开枪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许，县委、县政府、政法部门在早已精心策划之下、设下圈套，调动警力在指定地点等候。然后派遣赢得村民信任的实习副县长刘正良等人出面，将减负积极人员苏国生骗到村外埋伏圈内，一举擒拿后速从村后水路带走，中途拳脚相加，右腿被干警踹成残疾。县委与政法部门为除心头之“患”，同市委密谋，趁热打铁，赶在全省部署统一严打行动之前，给我村按上“地方黑恶势力”的罪名。然后精心部署调集市县武警、公安、各乡镇派出所、武装部共六百余人，先切断我村电话中继线，包括关闭附近移动通讯基站信号。于四月十五日凌晨四时十分包围我村（零点至六点是全省布置统一严打时间）对还在睡梦中的无辜村民进行疯狂扫射，实施血腥镇压。
四时四十分许，村民余新泉（身份证号360622800125321）被击中肝部，二十分钟后死去。接着村民余新光（身份证号360622641107321）被击中要害，半小时后死亡。其他十六人在不同体位上被击中，另外五位被乱棒打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住院后，由于炎症还未得到根治，伤员们就被市、县、乡分管领导强行撵出了院，以致被击中腿部的余秋生交叉感染，于四个月后一命呜乎了。
我们要向不明真相的人昭然的是：当被乱枪射中后的村民被乡亲们抬出去抢救时，却被公安干警阻挡不准外出，反扑过来还多次强攻掠夺被击毙的两名尸体。打算得手后迅速拉到火葬场毁尸灭迹，幸好被众乡亲奋力阻拦才得以保全。他们在天亮撤退时，担心被死伤家属拖住不放，以致贻误战机，“这”才向村民放射催泪烟雾弹，以确保突袭成功。
之后，县公安局为应付上面介入调查，就安排有胃病的洪湖乡派出所长，和不少得了陈年旧病的干警，一同住进了县人民医院装病。还统一口气，说是被我村民所伤。当新华社驻江西分社记者余孝忠一行五人，于出事当天来我村调查采访后，再到鹰潭一八四部队医院和人民医院取证时，却遭到了市国安局情报人员的跟踪与公安局防守人员的百般阻挠。院内医护人员接到指示：不准散布谣言，不准接受记者采访。市主要领导还要求省有关领导出面干涉，不久，记者们就接到停止采访的命令: 所获得消息不准上报发表外，还不准向上如实反映。
污罪名进行“地毯式”搜捕
四月二十三日，江西省委副书记钟起煌偏听市、县、乡主要领导的谗言，讹传我村九九年以来，村民敢目无国法跟共产党作对，背后是由美国政府在后面撑腰，并还得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活动经费。村里头现在还备有鸟铳、土炮、炸药等危险武器。即刻，拍案而起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村按上“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名。直接从省武警总队调来八百武警外加拉来三门熘弹火炮，同鹰潭周边地区调集的警力共计三千五百多人，对我村进行“地毯式”搜捕，搜查（用刺刀对各户稻草堆猛扎）。如此兴师动众，除把两名群众拥戴的进步人士逼出来被擒外，其它一无所获。这次清剿行动在无法面对村里村外的贫民与参加这次行动的人民子弟兵作出解释的情况下，只好说成是一次突发性拉练演习。
安营扎寨 封锁消息
为了封锁消息，阻止村民外出被外来记者采访和他人进村获得消息，在我村四周搭了二十多个帐篷轮班看守，过往人员必须出示身份证。哪怕远在十三公里外的鹰潭车站码头，都派有便衣警察不间断地巡察（即使南昌火车站也如临大敌）。各宾馆招待所都接到通知：发现有外国人和记者身份住进的要及时报告。本地区内所有打字复印社都接到警告：不准为云塘事件打字复印，如经查证，就得关门。
水上也封锁
为确保“除恶务尽”，并出动了市水上警力。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时五十分，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局长王建国，率领本市与贵溪市赶来增援的水警邱良明、吴高文、彭文亮以及付饶洲、吴自尊，趾高气扬地驾驶着公安艇，横冲直撞巡逻到我村后的信江河面时，撞上了停靠在河中的挖沙机驳船，当即人仰船翻。经过五天五夜近千人次的民警、水警、港监、潜水员、关闸截流进行大规模打捞，最后在四月二十八日早上找到了王建国的尸体。
市局为了不让其家属将内部的阴暗面抖落出去，并尽可能满足其家属提出的要求，也为激励公安战线的同行们。不遗余力地将他的“英雄”事迹呈报给省公安厅，民政厅，不久便获得革命烈士称号，并追记一等功，还向其家属颁发了证书，功章和抚恤金。在烈士命名会上，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施国强还发表了重要讲话：“王建国同志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保卫人民的利益，堵截罪犯潜逃，给辖区内刑事犯罪以毁灭性打击。在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一线中，是我市公安机关涌现出的第一位革命烈士。市委、市政府对烈士的敬重，就召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进方向。我们应掀起学习王建国同志的热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满腔的热情倾注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村民心里在嘀咕，共产党执政的政府竟然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号令警察端枪打死无辜衣食父母，这是在“代表”谁的利益？当年日本鬼子进我们村大不了只是强奸妇女，也没打死过一个人……
内部也监控封锁
四月十五日事发后，市委书记箫茂普立即召开公、检、法、司等高层紧急会议。会中强调：本地区内的司法机关不准受理云塘村的案子，并且还要马上通知各律师事务所，除不准为云塘村代理辩护外，还不准为云塘村民作法律解答。今后派到进驻云塘村做按扶工作的行政官员，不能讲出一句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话，一经证实，当即责令下岗……市县领导为了保住其乌纱帽，不惜代价花费近百万元购来一整套先进电子热像仪、监听设备装备在市国安局。针对热心于云塘村事件的有志之士进行锁定监视。对通知过新华社与香港《太阳报》记者来采访的两位热血青年分别羁押了六十三天、二十四天。到京反映情况的青年，躲避在内蒙科左中旗也被捉回羁押了三十五天。托人担保出来时，还逼迫交了捌仟元担保金。这些人被保释出来时，县公安局法制科长江洋钦到场特别指出：出去后不能和他人再向中央部门新闻机构等地方去反映情况，如果发现就要马上捉拿归案……
下情无法上达 上面也装聋作哑
二零零二年初，中央召开人大、政协两大会议期间，县委惟恐云塘村民到京上访，派出阵容二十多人的警力，镇守在国务院、人大、政协等重要部门信访接待处拦截，力求将我村冤情踩入万丈深渊。当村民按省级指示找到镇干部解决问题时，他们要求村民承认是车祸所致并按交通事故处理，各伤亡户签字画押并保证今后不再纠缠闹事，每户顶多赔偿一万元人民币了事。
二00零零三年六月四号（端午节），上午，省委书记孟建柱和随行的陈达恒，潘逸阳一行从南昌驱车来我村视察工作，打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了解村民怨恨之所在。可是，乡、县主要领导早就绞尽脑汁拟定了防范措施：一大清早，就将性格倔强、满腹怨言的中枪者余样生、彭港娥两人骗到乡卫生院作伤事体检。将枪伤严重的余新兵、余承生两对夫妇堵在家里不准出来。将余育信骗回家去“给于”照顾处理。又叫村长余新昌另行“交代”余壮生、余青花两人省得凑热闹，这次已经安排了孟书记会见你俩（结果是上当受骗）。冲上前去要求反应问题的村民，被无数身着便衣的公安干警竭尽全力给堵截了，机层官员就是这样“求稳定、代表最广大贫民百姓根本利益”的。难怪有些领导会自信地讲：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我村民苏国生、余壮生、苏冬林以“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地方政府秘密拉到本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强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年、一年。考虑“识时务”已放弃上诉，现已送往新建县朱港农场劳改服刑。群众不禁要问：到底是听中央政府的还是应听地方政府的？减负、上访又是中央政府提倡的。我们积极去响应，却遭到了如此灭顶之灾。最后我们要说的是：“那些”视民众为敌的罪魁祸首，狠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我们有大量确凿证据在手）如今不仅没得到应有的惩罚却仍然是高官厚禄日子逍遥快活，他们如不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是决不放弃的，哪怕是子子孙孙。
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我们只好借助互联网与某些媒体了。我村的干群矛盾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缩影：不再是鱼水关系，而是水火难容地相斥。长此以往，不远将来就要国将不国了！但我们坚信，即使是改朝换代，我村的冤情终有重见天日、平反昭雪的一天……
江西省余江县中童镇云塘村劳苦大众
回访电话：13970155843，15825221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