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霖，重庆人，是独子，他的父亲解放前是基督教圣经公会的牧师，精通英语，解放后断了经济来源，节衣缩食把儿子勉 强供到大学毕业。王兆霖重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糖酒副食公司工作，靠子供养的父、母也随之来到昆明，三口之家相依为命生活得也算安宁。儿子年近而 立，尚未娶妻，是父母唯一的心病。王兆霖中了毛泽东先生的阳谋后，被发配到东风农场监督生产。东风农场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南部，它的前身是一个劳改农 场，1958 年为省级机关下放干部和一批右派改建为东风农场。意在东风压倒西风，左派压倒右派之意，人们只知道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右派是劳改犯人。右派们自1958 年2 月被遣送到东风农场监督生产，总数竟达六百多人。这六百多人，从原职务看，最高的是师级干部，最低的是普通工人；从文化程度看，有高到大学讲师的，也有低 到粗识文字，基本上还是文盲的；从年龄看，有大到六、七十岁的，也有小到十七、八岁的；从人际关系看，真是蔚为大观，有夫妻、叔侄、翁婿、弟兄、表亲、同 学、上下级、同事、师生；从职业看，更是五花八门，党、政、军、警、法、财、经、工、商、文、教、卫、科、医……无所不包，更有什么都不是，还是大学在校 生的。
王兆霖是一个聪明有才干又极孝顺父母的人，开头一年多每月尚有21.10元的生活费，每月要寄10 元钱给父母，这点钱当然维持不了父母的最低生活费用，老俩口就去揽些火柴盒子回来加工，把省下的钱尽量买些副食去支持在农场饥饿的孩子，此时老俩口唯一的 希望就是儿子早些撤消处分回家团聚。对待所谓认罪他是从来不服的，为了父母他不得不认之。一九五九年东风农场来了个阎王书记，他的生活费一下降了20％， 大饥荒在农场蔓延开来，更是雪上加霜，就这样他也硬抠，两月三月寄给父母五到八元钱。这时他父母基本上可以靠糊火柴盒维持最低生活。对儿子归来的希望越来 越强烈。而王兆霖的摘帽因其父母的历史和他的“傲气”而十分渺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抓阶级斗争已到了疯狂的地步，生产队一些队长、指导员把仅有的一 点人性都丧失了，一九六七年仲夏，王兆霖就发现自己肚子部份有个肿块，隐隐作痛，向队长请假到场部医院看病(此时他在二队，又名小平地队)不但未获准，还 遭到一顿恶毒的咒骂，说他南瓜吃多了，肚子撑大了，不准!一直拖到近年尾，肿块一天天大起来，疼痛一天天加剧，才不得不放他到场部医院看病，初步诊断可能 是肝癌，为确诊只好让他到昆明大医院检查。到昆明附一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医生告诉他你回去吧，有啥吃的就吃点，大概可活半年。他回家最后看了父母，强 作欢笑，“检查后没有什么，回农场医院诊治一段时间就好了。”呆了不长的时间就拜别父母，回到农场住进医院等死。晚期肝癌的王兆霖已经瘦得不成人形，拉着 来看望他的难友的手，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忧伤和太多的遗憾，欲哭无泪是那样地惨烈。他掀开衣服指着肿得高高的肿块断断续续地说：“南瓜能把肚子吃得长肿块 吗?我们的命不值钱啊!”难友们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心如刀绞。一九六八年还未到“五一节”，王兆霖在经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剧烈痛苦后带着无限的憾恨走了。四块破木板钉成的匣子，因他个子高，还短了一截，硬是把遗体胡乱的装进去，乱葬地里新添了一座无碑的土坟。
直到一九六八年的大暑节令一个晴朗的早上，还是那样蓝蓝的天，居民门匆忙去排队买有30％包谷粒的口粮，为悍卫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的云南两派，在拼命地武斗，春城响着枪声。王兆霖的父母随儿子到昆明后，一直住在这个位于报国街青龙巷的大杂院里，头天下午从农场传来儿子病 逝的噩耗，老俩口就这样相对无言一直坐到第二天清晨，似乎已无生理上的需求，不喝水，不进食。忽然老俩双眼相对，凝视了不知有多少时间，老夫妻两颗心灵的 碰撞，理解了这一切的一切啊!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这样地无情、冷漠，留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老妻用手拢了拢银白稀疏的头发站起来，走出小屋的门 向大杂院的后院走去。老夫仍然是默默地坐着，他们眼泪哭干了、心操碎了、希望破灭了、现在好了、都结束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个稚气童声的嗓音从后院 叫到前院：“不好了，王大妈跳井啦!”一动不动呆若木鸡的老夫扭动一下躯体，眼睛一亮，轻轻地说：“咦!你先走了。等着我!”中午单位上喊人来处理了王大 妈的后事。从火化场回来，王大爹并没有进门，人们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南盘江边的一块石头上，从下午直到天黑，深夜，当雄鸡从那家的鸡窝里叫出报晓的第一声， 启明星高挂在东方的苍穹，王大爹站起来一跃投入奔腾的南盘江，随着流恶难尽的江水消失了。
若干年过去了，知道的都说，东风农场六百多名右派，最惨的是王兆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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