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十七大无希望”

“不关心”、“没希望”,是现在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即使乐观者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但中国的第五代“有文化的义和团”和新时代的红卫兵。

对10月15日开幕的中共十七大将如何影响中国,精确的预测和分析虽然还为时过早,但通过大陆文化人对十七大的种种心态进行抽样调查,还是可以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笔者在国庆期间以随机方式电话采访了吴冠中、贺卫方、章诒和、徐友渔、萧夏林、张耀杰、白桦、王怡、胡发云、左方、曾涛、袁伟时、焦国标等各类文化人,发现,对十七大“不关心”、“没希望”,是现在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即使乐观者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谢绝十七大

著名画家吴冠中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今年7月喜度“米寿”时在报刊提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掀起一轮继承赵丹遗志,反对“党领导文艺”的新热潮。此次吴冠中先生语调平和地告知──虽然上面已将他“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取消文联”的批评视为“正常意见”,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还给他送了生日贺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参加旁听十七大会议,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统战名人”工作,坚决谢绝参加十七大,定于10月15日到杭州主办自己的个人画展。“现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可能很难改。只有慢慢来。”

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个个人画展重要!吴冠中之外,还有多少人“谢绝十七大”?此事让人们深思不已。

极端绝望派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自由思想者领军之一):我对它(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象他们那个会真的就会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发善心。奥运会后可能会有所变化,言论空间的尺度,我以为可能要以(北京)奥运会为分界要好一点。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对十七大)没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可能往前推动。(连打个补丁的希望都没有。)

胡发云(武汉著名独立作家,禁书《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识性的东西,能打响,主要是中国现在的一种很僵硬很封闭的现实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我对十七大基本上没有预期,我觉得中国的变化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哪一大,如果说没有一种外来的推动力量,就是开到100大也不行。从我们知道有这个几大几大了,就不断地在寄予希望;从九大开始,一大一大地开,我们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种精神的饥饿,这次没吃饱,又寄希望于下次。我记得九大时,我在农村下放,农民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连夜游行,唱得全中国热血沸腾。结果呢,一直没有真正的东西。

《讨伐中宣部》作者焦国标近日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以“没有新观点”拒谈十七大;晚清民国史专家袁伟时自称“一介良民”,虽然评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布。这种干脆“免谈十七大”的态度,似乎一种“眸子也不转过去”的轻蔑,“莫谈国事”,也可能是对十七大的一种极其绝望。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作者):(十七大)没希望,没意思,权力分脏也。

曾涛(成都刚毕业大学生):对十七大的期望正好可以用一篇杂文中的“腐败歌”来表达:“腐败腐败,该腐败的请速腐败!肥胖(症)肥胖,要肥胖的请速肥胖!”愿他们速休!

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

章诒和(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中国第一禁书《往事并非如烟》作者):国内我现在一个字也写(发)不了。现在(中宣部定)国内敏感人物分三级,我是第一级第一名(新科“异见状元”)。对于十七大,第一,你什么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个(十七大)报告,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也就是维持现状,顶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东西它是不会动的。只能做一些枝节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白桦(上海著名作家,电影《苦恋》作者):十七大现在很难猜测。不过对民生问题可能要宽松一点,你看现在对罪犯的家属,都比较照顾,比原来宽松。对知识分子,就很难说了。我现在也不管它了。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我现在在写回忆录,纪录中国近60年的文坛风云与灾难。

王怡(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成都商学院教授):余杰还在美国,10月份还回不了。我最近没有大麻烦。对于十七大,我觉得不会松,一点都不会。可能会有一些小补丁,不会有大的希望。

萧夏林(《北京文学》编辑,文艺批评家):汪晖那些新左对十七大不会轻易表态。他们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义民生”,反腐败不反专制。永远不承认错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坚持不要脸比坚持真理还有趣。十七大后你权掌稳了,有问题还能赖谁?应当宽松一点。有可能到奥运会后才会宽松一点。

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

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南方都市报》“教父”,见图):十七大与十六大只是小笼子和大笼子的区别,“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都还是笼子,而且变成“橡皮笼子”,某部分大一点,某部分小一点;因人因地因事因时制宜,时大时小。对一般的民工大一点,对知识分子小一点,对异见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会有新的方针出台,大概的东西就是胡锦涛现在已公开讲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可能细致一点,但变化不会太大。因为十七大是“换届不换代”(换汤不换药)。十六大这五年,胡锦涛只是试探性抛出一些自己的东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理论。到十八大才是换代,又是一代人上来了。

十八大的领导虽然可能是胡锦涛中意的人,但毕竟是又一代人,是与第三代人不一样的第四代人。胡锦涛这样的第三代人,是带红领巾长大的,没有多少独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1977年高考后在改革开放后世界民主空气进大陆后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绝不会与第三代人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锦涛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们这第二代都还要差,我们第二代象李锐他们“一二九”参加革命时,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锦涛这些第三代,读的书多是“卓娅与舒拉”,“雷锋的故事”,只知“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并没有民主宪政理想,底色不一样,因而你想要他们有大的变革,太难了。在中国,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再一个,第三代人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中间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为下岗工人和民工,顶端的是一些官员,中间(白领)层,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来填补。而到第四代接班后,这种状态就会改变。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人,这一代人是绝不会倒退回头的。这是他们与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会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中国的实质变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后,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出现的时候。邓小平虽然有废除“终身制”的贡献,但还是留下一个“三次交接班”悲剧: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与古代不同,那时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现在则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储君之后,先当五年儿皇帝,再当五年真皇帝,再当五年老皇帝。中国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后,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但中国的第五代也是一个未知数,我对他们忧虑最多,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空气中长大的,与世界接轨的新观念不缺,但“一胎化”带来的好逸恶劳,极端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可能会成为“有文化的义和团”和新时代的红卫兵。对于中国新闻界,我原来寄希望于《南方周末》式的“打破真理报模式”,现在看来,很难,在已有的旧模式上怎么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前总编、《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在北京引进美国模式办《体育画报》中文版,给我启示,无论是中国的新闻还是中国的政治,最好的捷径,可能还是直接引进一个外来先进模式。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执政党水平低,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认识与要求,与苏俄时代的高尔基也差距甚远,中国今日还没有人能达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至于与上世纪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相比,差距更大。再加上由于长期的“真理报模式”,已造成中国新闻传媒和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国平民对当局关闭封锁传媒的无动于衷,对异见人士受打压的冷漠,胜过鲁迅写小说《药》的民国初年时期。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与先进志士和先进理念极其疏远时,这个国家也是很难进步的。

(2007-10-03于深圳早叫庐)(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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