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辞评委和批胡适后，得到一系列反馈，无论表扬还是批评，我都表示感谢。很遗憾我无暇逐一详尽答谢，特此抽空综合答复，以便别的读者也能了解我的相关想法，尤其是我对评委的理解。
有来件表示我“辞去评委的理由实在不通。别人提名刘晓波或什么人或自荐，那是人家的自由，你不理就是了”。“你偏要费神去批胡适，没有实际意义，你批胡适的这篇文章改成驳刘晓波，对大众读者更有警示意义”。
我不可能不理别人的提名，因为我觉得身为评委就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提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推荐某人或者自荐，然后对每一个提名写出自己的鉴定。既然内外因让我无法将此落实到行动上，我满足不了自己对评委的要求，那我当然只好自动请辞，这与“太情绪化了”的猜测不相符。不过我的思路确实简单，这也是我读不懂拐弯抹角的作品之故。
在胡适和刘晓波之间，我选择批驳前者，首先是因为后者的获奖感言“勇气并不必然代表良知”，从标题到内容都让我莫名其妙，在我看来勇气是良知的表现，没有良知就没有勇气，难道刘晓波把李敖当众脱衣的无耻也视为有勇气？后来读了他的同代人三妹的“翻译”我才明白刘的意思。其次，我既然自封鲁迅天敌，就不会象鲁迅一样不敢与“主人”作对，只敢痛打“主人的走狗和替补走狗”。就是说，如果我被狗咬，不会去打狗，而是找其主人，否则，我也不会把矛头对准鲁迅和胡适。就是说我否认“鲁迅、胡适与今天没有太大关系”。
我与党文化及其党文化人势不两立就在于我对人对己，对死人和活人都持相同的衡量标准—“真善美”，而党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党文化人可以在党的领导或容许下先捧鲁批胡，再捧胡批鲁甚至两个都捧，虽然胡鲁互相矛盾，但他们确实是挂在一根藤上的左右两个葫芦。所以，右边的胡适也象“左翼巨头”鲁迅一样经不起我的衡量。其实胡适现在在大陆成为与鲁迅一样的显学，就是胡适与党文化相容的最好证据，更何况事实证明胡适确实不具备抵挡中共的品质和气魄，毕竟他推崇的杜威和罗素在西方都是有名的左派。换言之，与鲁迅比，胡适算右，但胡适只是个亮右灯行左道的假右派。
我的文友多是反共知识分子，照理他们都应该象我一样不推崇胡适，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或许认识到鲁迅、李大钊等左派的危害，但却没有识破胡适等假右派的把戏，其中之一在批判李大钊时说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就清楚地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之说会使历史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可惜她不知道胡适并没有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实到行动上，相反，他一再支持地下共产党员的革命行动，包括在鲁迅死后帮着出版《鲁迅全集》。言行不一是伪君子的标志，这也是我断定胡适是伪君子的依据之一。
我只是把自己对胡适的评判一吐为快，供读者参考。我从不隐瞒我的“肤浅”，如果谁一定要视胡适为“大师”或“大家”，说我“盛气凌人”或“自负”，那是他的自由，我只想说胡适在我眼里是个伪君子，指出他的危害，如此而已。我不止一次表达过我无意说服人，不会强求谁接受我的意见。我自动退出评奖，也是避免和别的评委发生争执，毕竟我的个性难以容忍在我眼前评选出带“党八股”和党文化的作品，但我只有一票，也不可能事后声明我没有投获奖作品的票，不是吗？
在上述文友眼中“远远没有胡适的历史洞察力、分析能力和政治直觉”的李大钊倒令我心生同情，因为李大钊只是上了共产主义的当，想来李大钊生在贫苦的农家，容易被共产主义迷惑，与坏蛋和浑蛋相比只能算个笨蛋。
李大钊认贼作父后，赤化了不少热血青年，还亲自领导了因“三一八”惨案载入史册的革命活动，堪称让刘和珍们丧命的第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三一八”惨案后，爱民如子的段祺瑞下台，张作霖进入北京，反对中国被赤化的张作霖将李大钊从苏联大使馆抓获并施行绞刑。李大钊身为人师不教人学好，却教人谋财害命显然有罪，但被处死，未免太重。
李大钊也是包办婚姻，但当胡适对糟糠妻不忠并试图抛弃糟糠妻时，李大钊则对大他八岁的糟糠妻不离不弃，临刑前写就的《狱中自述》中透露出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因为当他在外求学时，“祖父年逾八旬全赖妻子“在家服侍，而他的“学费所需也皆赖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李大钊曾写到，“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他在生活中也做到了，堪称言行一致。
有先生表示“你骂鲁迅、胡适的着力点，是他们的男女关系，我却以为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事实证明，私德与公德是一致的，一个没有私德的人，也绝对不会有公德，难道一个连妻子都欺骗的男人不会欺瞒公众？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袁红冰在一个专访中表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一场社会历史运动，是心灵的拯救运动，道德的重建运动，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塑运动，高贵的文化精神的重建运动。”否则，我不会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因为我深信做人要以道德为本。面对各种诱惑，没有道德观，怎么可能不堕落？
我曾向评委的召集人仲维光先生表示，我觉得可以通过评奖活动“标明和展示与党文化背道而驰的文化趣味，而不是个人口味，并借此扩大自由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推动世人解体党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每份公告都必须尽量清除‘党八股’的痕迹和嫌疑。每个党文化人都热衷于名衔，我们作为自由文化人就应该加以摒弃。更何况大陆的名衔实在不值得一提，有头脑的比如高智晟连文凭都没有！”
而在大陆拥有数个名衔的大红人易中天和于丹在我看来象余秋雨一样都是中共用来篡改中华经典，粉饰太平，误导民众的党文化人，他们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水火不相容。最好笑的是，易中天居然把被迫害致死都不觉醒的马列子孙顾准当作思想家与圣贤孔子相比！我想易中天和于丹的推荐者肯定身在大陆，因为有位海外华人读了我的辞评委书后问我谁是易中天和于丹。
我赞成“五四不等于马列”，但五四提倡的“新文化”却是马列赤化中国的思想基础。所以，要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和自由的表达”的宗旨落实的第一步就是要摆脱中共党文化以及五四反文化。谁能否认胡适象鲁迅一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二零零零七年十月 于莱茵河畔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有来件表示我“辞去评委的理由实在不通。别人提名刘晓波或什么人或自荐，那是人家的自由，你不理就是了”。“你偏要费神去批胡适，没有实际意义，你批胡适的这篇文章改成驳刘晓波，对大众读者更有警示意义”。
我不可能不理别人的提名，因为我觉得身为评委就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提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推荐某人或者自荐，然后对每一个提名写出自己的鉴定。既然内外因让我无法将此落实到行动上，我满足不了自己对评委的要求，那我当然只好自动请辞，这与“太情绪化了”的猜测不相符。不过我的思路确实简单，这也是我读不懂拐弯抹角的作品之故。
在胡适和刘晓波之间，我选择批驳前者，首先是因为后者的获奖感言“勇气并不必然代表良知”，从标题到内容都让我莫名其妙，在我看来勇气是良知的表现，没有良知就没有勇气，难道刘晓波把李敖当众脱衣的无耻也视为有勇气？后来读了他的同代人三妹的“翻译”我才明白刘的意思。其次，我既然自封鲁迅天敌，就不会象鲁迅一样不敢与“主人”作对，只敢痛打“主人的走狗和替补走狗”。就是说，如果我被狗咬，不会去打狗，而是找其主人，否则，我也不会把矛头对准鲁迅和胡适。就是说我否认“鲁迅、胡适与今天没有太大关系”。
我与党文化及其党文化人势不两立就在于我对人对己，对死人和活人都持相同的衡量标准—“真善美”，而党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党文化人可以在党的领导或容许下先捧鲁批胡，再捧胡批鲁甚至两个都捧，虽然胡鲁互相矛盾，但他们确实是挂在一根藤上的左右两个葫芦。所以，右边的胡适也象“左翼巨头”鲁迅一样经不起我的衡量。其实胡适现在在大陆成为与鲁迅一样的显学，就是胡适与党文化相容的最好证据，更何况事实证明胡适确实不具备抵挡中共的品质和气魄，毕竟他推崇的杜威和罗素在西方都是有名的左派。换言之，与鲁迅比，胡适算右，但胡适只是个亮右灯行左道的假右派。
我的文友多是反共知识分子，照理他们都应该象我一样不推崇胡适，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或许认识到鲁迅、李大钊等左派的危害，但却没有识破胡适等假右派的把戏，其中之一在批判李大钊时说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就清楚地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之说会使历史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可惜她不知道胡适并没有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实到行动上，相反，他一再支持地下共产党员的革命行动，包括在鲁迅死后帮着出版《鲁迅全集》。言行不一是伪君子的标志，这也是我断定胡适是伪君子的依据之一。
我只是把自己对胡适的评判一吐为快，供读者参考。我从不隐瞒我的“肤浅”，如果谁一定要视胡适为“大师”或“大家”，说我“盛气凌人”或“自负”，那是他的自由，我只想说胡适在我眼里是个伪君子，指出他的危害，如此而已。我不止一次表达过我无意说服人，不会强求谁接受我的意见。我自动退出评奖，也是避免和别的评委发生争执，毕竟我的个性难以容忍在我眼前评选出带“党八股”和党文化的作品，但我只有一票，也不可能事后声明我没有投获奖作品的票，不是吗？
在上述文友眼中“远远没有胡适的历史洞察力、分析能力和政治直觉”的李大钊倒令我心生同情，因为李大钊只是上了共产主义的当，想来李大钊生在贫苦的农家，容易被共产主义迷惑，与坏蛋和浑蛋相比只能算个笨蛋。
李大钊认贼作父后，赤化了不少热血青年，还亲自领导了因“三一八”惨案载入史册的革命活动，堪称让刘和珍们丧命的第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三一八”惨案后，爱民如子的段祺瑞下台，张作霖进入北京，反对中国被赤化的张作霖将李大钊从苏联大使馆抓获并施行绞刑。李大钊身为人师不教人学好，却教人谋财害命显然有罪，但被处死，未免太重。
李大钊也是包办婚姻，但当胡适对糟糠妻不忠并试图抛弃糟糠妻时，李大钊则对大他八岁的糟糠妻不离不弃，临刑前写就的《狱中自述》中透露出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因为当他在外求学时，“祖父年逾八旬全赖妻子“在家服侍，而他的“学费所需也皆赖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李大钊曾写到，“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他在生活中也做到了，堪称言行一致。
有先生表示“你骂鲁迅、胡适的着力点，是他们的男女关系，我却以为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事实证明，私德与公德是一致的，一个没有私德的人，也绝对不会有公德，难道一个连妻子都欺骗的男人不会欺瞒公众？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袁红冰在一个专访中表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一场社会历史运动，是心灵的拯救运动，道德的重建运动，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塑运动，高贵的文化精神的重建运动。”否则，我不会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因为我深信做人要以道德为本。面对各种诱惑，没有道德观，怎么可能不堕落？
我曾向评委的召集人仲维光先生表示，我觉得可以通过评奖活动“标明和展示与党文化背道而驰的文化趣味，而不是个人口味，并借此扩大自由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推动世人解体党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每份公告都必须尽量清除‘党八股’的痕迹和嫌疑。每个党文化人都热衷于名衔，我们作为自由文化人就应该加以摒弃。更何况大陆的名衔实在不值得一提，有头脑的比如高智晟连文凭都没有！”
而在大陆拥有数个名衔的大红人易中天和于丹在我看来象余秋雨一样都是中共用来篡改中华经典，粉饰太平，误导民众的党文化人，他们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水火不相容。最好笑的是，易中天居然把被迫害致死都不觉醒的马列子孙顾准当作思想家与圣贤孔子相比！我想易中天和于丹的推荐者肯定身在大陆，因为有位海外华人读了我的辞评委书后问我谁是易中天和于丹。
我赞成“五四不等于马列”，但五四提倡的“新文化”却是马列赤化中国的思想基础。所以，要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和自由的表达”的宗旨落实的第一步就是要摆脱中共党文化以及五四反文化。谁能否认胡适象鲁迅一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二零零零七年十月 于莱茵河畔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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