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在中国已是“狗咬人不算新闻”了。但对教科书也禁，算是“人咬狗”的新闻吧。
2003年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主持主编完成了一本高中历史课本。经过3年试用后，2006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市“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中学校投入使用。由于这套历史教材，摒弃了过去旧教材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歌功颂德式的吹捧，同时也大量地减少了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宣染颂扬。而代之以更加客观，理性的介绍诸如华盛顿、比尔•盖茨这样真正杰出的人物。同时还加入了对摩根银行、纽约证交所这样一些有知识性与可读性的内容，因而受到上海市广大师生的喜爱与欢迎。一时被媒体誉为“酝酿八年的进步”。应该说这是我国教材改革工作中取得的一项可喜的成就。
然而中国的事情，正如以前有人说过的那样：哪怕搬动一张棹子，也可能要流血。此语虽有些夸张，调侃的味道，却也一语道破了中国守旧势力的顽固与“强大”。
2006 年10月16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上率先发难，这篇七人联合暑名的文章，指责这套颇受欢迎的历史教材是“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甚至更说这套教科书是什么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冶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
人们不难看出，这几位官方的御用学者，一副武断专横，棍帽齐飞，蛮不讲理的样儿，不得不令人想起当年红卫兵的八面威风，和姚文元的刀笔功力。说穿了，他们注重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意识形态”的“强化”，是“政冶方向”的“正确”。一句话，就是历史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服务。因而中国的历史，必须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岂能“淡化”？毛泽东必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导师和红太阳，岂能“削弱”？至于什么华盛顿呀，比尔•盖茨呀，那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宜登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的“大雅”之堂，把他们请上来，岂不是“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岂不大大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了吗？可怜！就是这样一群还长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脑袋瓜的人，在那里痴人说梦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评价这套颇受欢迎的优秀的历史教科书。——这大概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悲剧吧！
当然，如果只是评论一番，大家还可平等商榷，那也没什么。然而可怕的是“舆论”先行，权力便随后而至。2007年5月上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从今年9月1日起，立即在全市中学停止使用这套历史教材。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言出法随”这句成语。原来那几个人的文章并不是什么“情况反映”，而是“禁书檄文”。也由此可见他们非同寻常的官方背景。可是却苦了读书的孩子。开学在即，一套教材，岂是可以信手拈来，一蹴而就的事吗？即便是以 “大跃进”的速度赶制而成，我看这样的教材，除了合符左老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要求外，对增长孩子有用的历史知识，只能是弊大于利。继续以一些精美的谎言哄哄孩子罢了。这样误人子弟，你们于心无愧吗?
我们都是由孩子长大的。现在回想当年，我们读的那些历史教科书，其中只为“意识形态” 和政治的“需要” 而编造的谎言，真是举不胜举：什么蒋介石消极抗日，卖国反共，什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什么十月革命如何伟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甚至对暴君斯大林也是极尽吹捧之能事，什么万恶的旧社会如何暗无天日，地主如何凶恶残暴，什么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如何穷困，什么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等等，等等，真是林林总总，“美”不胜收(“美”字应读作“假”——笔者注)。我的一位朋友以前就在担任历史课教师，他说他在讲台上，讲到上面我说的那些内容时，下面的学生就象在听侯宝林的相声一样不时发出笑声。他说有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想笑，但为了自已和一家人要吃饭，他只好道貌岸然地把“讲经说法”进行到底。有一次他甚至对学生说：“我是照书本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讲，错了有人负责，信不信由你”。不知那些在《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中慷慨陈词的“学者”先生们，对此有何感想？
我们对某些日本文人在日本的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感到愤怒，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我们自已却对一套酝酿了八年，才刚有了可喜进步、刚说了一些真话的历史教材，在其仅仅诞生一年，便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令其夭拆于襁褓之中。如此 “五十步笑百步” ，甚至是“以百步笑百步” 的精彩表演，难道上海市教委当局，就不怕那些“日本鬼子”称赞你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么？
2007 年9月完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2003年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主持主编完成了一本高中历史课本。经过3年试用后，2006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市“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中学校投入使用。由于这套历史教材，摒弃了过去旧教材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歌功颂德式的吹捧，同时也大量地减少了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宣染颂扬。而代之以更加客观，理性的介绍诸如华盛顿、比尔•盖茨这样真正杰出的人物。同时还加入了对摩根银行、纽约证交所这样一些有知识性与可读性的内容，因而受到上海市广大师生的喜爱与欢迎。一时被媒体誉为“酝酿八年的进步”。应该说这是我国教材改革工作中取得的一项可喜的成就。
然而中国的事情，正如以前有人说过的那样：哪怕搬动一张棹子，也可能要流血。此语虽有些夸张，调侃的味道，却也一语道破了中国守旧势力的顽固与“强大”。
2006 年10月16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上率先发难，这篇七人联合暑名的文章，指责这套颇受欢迎的历史教材是“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甚至更说这套教科书是什么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冶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
人们不难看出，这几位官方的御用学者，一副武断专横，棍帽齐飞，蛮不讲理的样儿，不得不令人想起当年红卫兵的八面威风，和姚文元的刀笔功力。说穿了，他们注重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意识形态”的“强化”，是“政冶方向”的“正确”。一句话，就是历史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服务。因而中国的历史，必须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岂能“淡化”？毛泽东必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导师和红太阳，岂能“削弱”？至于什么华盛顿呀，比尔•盖茨呀，那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宜登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的“大雅”之堂，把他们请上来，岂不是“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岂不大大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了吗？可怜！就是这样一群还长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脑袋瓜的人，在那里痴人说梦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评价这套颇受欢迎的优秀的历史教科书。——这大概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悲剧吧！
当然，如果只是评论一番，大家还可平等商榷，那也没什么。然而可怕的是“舆论”先行，权力便随后而至。2007年5月上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从今年9月1日起，立即在全市中学停止使用这套历史教材。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言出法随”这句成语。原来那几个人的文章并不是什么“情况反映”，而是“禁书檄文”。也由此可见他们非同寻常的官方背景。可是却苦了读书的孩子。开学在即，一套教材，岂是可以信手拈来，一蹴而就的事吗？即便是以 “大跃进”的速度赶制而成，我看这样的教材，除了合符左老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要求外，对增长孩子有用的历史知识，只能是弊大于利。继续以一些精美的谎言哄哄孩子罢了。这样误人子弟，你们于心无愧吗?
我们都是由孩子长大的。现在回想当年，我们读的那些历史教科书，其中只为“意识形态” 和政治的“需要” 而编造的谎言，真是举不胜举：什么蒋介石消极抗日，卖国反共，什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什么十月革命如何伟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甚至对暴君斯大林也是极尽吹捧之能事，什么万恶的旧社会如何暗无天日，地主如何凶恶残暴，什么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如何穷困，什么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等等，等等，真是林林总总，“美”不胜收(“美”字应读作“假”——笔者注)。我的一位朋友以前就在担任历史课教师，他说他在讲台上，讲到上面我说的那些内容时，下面的学生就象在听侯宝林的相声一样不时发出笑声。他说有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想笑，但为了自已和一家人要吃饭，他只好道貌岸然地把“讲经说法”进行到底。有一次他甚至对学生说：“我是照书本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讲，错了有人负责，信不信由你”。不知那些在《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中慷慨陈词的“学者”先生们，对此有何感想？
我们对某些日本文人在日本的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感到愤怒，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我们自已却对一套酝酿了八年，才刚有了可喜进步、刚说了一些真话的历史教材，在其仅仅诞生一年，便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令其夭拆于襁褓之中。如此 “五十步笑百步” ，甚至是“以百步笑百步” 的精彩表演，难道上海市教委当局，就不怕那些“日本鬼子”称赞你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么？
2007 年9月完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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