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已难在(williamhill官网 )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每一条河流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滥砍滥伐，过度开垦，狂修水库大坝，损害的是河流的生命。中国的天灾频仍，也常常和改朝换代的大混乱同时存在，明末便为极端的例子。


古代若连逢天灾，君主必反省自身，除了下罪己诏之外，实行大赦和登坛祭天也为常见的熄灭天怒人怨的方式。以中共战天斗地的习惯，当不会有罪己恕人的措施。古人常叹“国破山河在”，而今中国经过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而又洪旱天灾交加，国若破而山河能够仍在，竟已大成疑问。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因此便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国文明发展演进都与河流治理及洪旱灾害息息相关。虽然农业生产在今天的中国只占中国经济的一小部份，但生命难离开水，人类离不开水，经济发展同样不能离开水，因此中国人与河流及老天的关系，还必须延续下去。

洪水也好旱灾也罢，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不仅是纯粹物理上的水火问题，更多的是体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统治者和民众百姓关系的一种反映。

中国不平衡的水资源

中国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历史大部份时期风调雨顺。老天爷按时下雨，定期吹风，这可以从中国的二十四节气看出来。惊蛰打雷，谷雨下雨，因此古人才总结出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节气来。中国山脉多为东西走向，夏季的东南季风正好在农耕时节把东部海洋上空的湿暖空气带到中国大陆，由山峰阻挡产生降雨。

中国本部以长城为界，其北年降雨量低于四百毫米，而其南多在八百毫米左右，正好适合于农业生产。

然而中国也是水资源不平均的国度。中国降雨量的地区分布与地形地貌有明显的相关性。年降雨量总的趋势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山区多于平原，山区的迎风坡多于背风坡。中国四百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大体上始于东北中俄边界，止于中尼边境，由东北斜贯西南。这条等值线的以西以北属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面积约占中国总面积的45%。而干旱指数大于三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中国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该地区降雨稀少，水资源的承载力较低，自然地貌一般是草原、戈壁和沙漠。


正是由于降雨的时空分布和年内分配的差异，水资源在地区上的分布极不均匀。南方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浙闽台诸河流域和西南诸河流域，平均年径流深都在五百毫米以上，其中浙闽台诸河流域超过一千毫米。在北方的淮河流域为两百二十五毫米，黑龙江、辽河、黄河、海滦河平均年径流深只有一百毫米左右。雨量充沛的南方拥有七亿人口，干旱的北方拥有五亿人口。中国五分之四的水集中在南方，而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却分布在北方。因此，北方地区每亩土地水资源拥有量仅是南方的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南方同样存在水资源不平衡的问题。珠江流域水量大约是长江的70%，却只承载了不到一亿的人口。

中国的降雨量在时间上也极不平均。冬春旱夏秋雨在中国北方最为明显。大部份珍贵的降雨集中在一年内的三到四个月内，大量的水成为洪水泄入海中，而其他时间降雨较少。

灾害周期越来越短

中国从西元前二○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总共发生旱灾一千零五十六次，大范围较严重的水灾有一千零九十二次。随着中国土地开发越来越多，水旱灾发生频率也逐步上升。据资料统计，历史上各朝代每年平均所受旱涝灾害的频数为：隋朝零点六次；唐朝一点六次；两宋一点八次；元朝三点二次；明朝三点七次；清朝三点八次；中共建政之后，已经达到了五次以上。

在中国历史上，水灾大多发生在北方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因此有“自古只有河害而无江灾”的说法。然而，最近五百多年来长江水害也逐步增加，长江上、中、下游各流域发生过五十三次重大洪涝灾害，平均每百年发生十次，而二十世纪则发生了二十一次。

中共建政后，五十多年长江各流域共发生七次大洪水，而九十年代十年间就发生了四次。一九九四年湘江大水，水漫洞庭；一九九五年长江中下游洪水冲溃众多民院;；一九九六年洞庭大水与长江中下游洪峰冲撞，危及长江干堤安全。只隔了一年，就又爆发了一九九八年特大洪水，受灾人口一点九亿、死亡三千六百五十六人（其中长江流域一千六百零二人）、倒塌房屋五百一十万间，直接经济损失两千六百亿元。

同时，旱灾成灾率也呈上升趋势。西元前二○六年，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九年的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旱灾有一千零五十六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据最近五百年（一九四○～一九九○年）的统计，中国黄淮海地区大旱以上等级的干旱重现频率较高，黄河流域重现率为26.9%；海河流域为30.3%；淮河流域为33.6%。一九四九年到二○○二年的五十三年间，中国全国或部份地区旱情较严重的有三十六年，出现频率接近70%，日趋严重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而且进入九○年代，干旱从华北平原向黄河上中游地区、汉江流域、淮河流域、四川盆地扩展。持续的干旱，尤其是黄河、海河、淮河枯水期的同时遭遇，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二○○五年和二○○六年，中国西南地区遭遇连续两年的大旱，情况极为严重。

中国河流治理的败笔

正因为水资源不平均及灾害日趋严重，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历代中国政府都把治水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在中共建政之后，花费了大量资金兴修水利设施，目前，中国的水库总数约有八万多座，其中大型水库一万九千多座，约占全世界的一半左右。

水库的功用，在于以人工的方式截流洪水。由于降雨时间不均匀，因此希望在降雨季节把水流到山上水库当中，旱季的时候加以使用。然而，长江黄河沿线自然湖泊却日渐淤积，存水泄洪的功能大大衰退。

中国也没有重视环境的保护。山上的植被，其固土固水的作用并不亚于水库，但目前中国山区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实际上不到15%。以四川西部为例子，该区一九八五年森林面积为三百七十四万公顷，其中天然林面积为五百四十一点七万公顷，占96.5%；到了一九九五年，天然林面积减少到两百三十四万公顷，十年期间下降了35.1%。

另外是山坡地的开垦。尤其是西南诸省和山西、陕西两省，其位处于长江和黄河上游，山坡地开垦破坏了自然植被，于是洪水骤来骤去便成为常态。

近年来，祁连山冰川融水比上个世纪七○年代减少了大约十亿立方米。冰川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二到六点五米的速度上升。因为水源减少，近十年来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北临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面积达十二万平方公里的戈壁和沙地，绵延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强度最大的沙尘暴的源头。

青海是中国长江、黄河的发源之地，被称为中国的水塔。青海的水源来自昆仑山、唐古喇山和祁连山的冰川。近年以来，冰川退缩十分严重，黄河上游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区逐渐干涸，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退缩了一百公里。

专家分析，冰川退缩、雪线上升除自然气候的因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口膨胀、超载放牧、过度开垦、乱砍滥伐、滥采地下水。

从一九四九年起在这之后的二十年中，西北地方先后搞了三次大规模的毁林开荒，破坏草地六百六十七万公顷，毁林十八点七万公顷。到上个世纪的九○年代末，甘肃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三十八点九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5.6%。

由于过度开发，黑龙江黑河上中游水坝截流量猛增，导致下游的水量锐减，首先受到危害的就是生态。资料显示，从上世纪六○年代至今，黑河流入额济纳旗的水量已由每年十多亿立方米减至二亿立方米左右。

在内蒙古，东、西居延海分别于一九六一年、一九九二年相继干涸，造成居延绿洲大面积退化、萎缩。梭林在最近五十多年间由一百一十三万公顷减少到三十八万公顷，额济纳旗胡杨林也由 五万公顷减至二点六万公顷。严重退化的草场面积已达三百三十多万公顷，草本植物由二百种减至八十余种。


缺水日益严重

经过了五十多年的硬堵横截，中国的江河湖海已经是百孔千疮。中国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洪水，而是根本就无水可用。

目前，中国北方已无一条长流河。一九七二年黄河首次出现断流，长达十五天。在随后的十几年之中黄河又陆续出现断流。一九八五年黄河开始每年出现断流，且断流时间越来越长：一九九二年八十三天；一九九三和一九九四年超过五十天。断流距离：二十世纪七○年代平均为一百三十公里；八○年代为一百五十公里；九十年代为三百公里；一九九五年增至为七百公里。有人预言，黄河可能演变成季节性内陆河。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淮河，一九九七年初出现了断流，时间长达九十天。

中国长时期的干旱和人类的污染造成了中国严重缺水。据BBC报导，中国官方消息指出，中国六百六十九座城市中，约四百座供水不足，这就是中国60%的城市缺水，其中一百一十座城市更是严重缺水。城市年缺水总量达六十亿立方米。中国水利资料显示，在三十二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中，有三十个长期受缺水问题困扰，这意味三千多万人口长期缺水，而中国全年缺水量则达四百亿立方米。因缺水每年影响工业产值两千三百亿元。有的城市是单纯性的缺水，如乌鲁木齐、北京、西安等；有的城市是由于水源被污染或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标准而缺水，如安徽蚌埠市人们无净水可饮，只能靠矿泉水度日。

中国北方尤其缺水。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所代表的北方地区人均水资源量只占全国平均水准的三分之一，河川流量仅为长江、珠江流域所代表南方地区的六分之一左右。在素有 “水塔”之称的青海省，约有两千处河流和湖泊干涸。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资源量，不足以维持全境有植被的生态系统，总面积超过四百四十二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6%。一些水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也开始面临缺水问题。

中国现有的水源，正在遭受到严重的污染，全国只有38.1%的河水可以饮用，一些地区的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导致癌症和胎儿畸形。估计，中国全国约有三亿人饮用不安全的水。


据中国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研表明，长江干流已有60%的水体受到不同程度污染，而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已达二百多亿吨，占全国的40%以上。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由于污染严重，在长江岸边形成许多污染带，在干流二十一个城市中，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等六个城市累计形成了近六百公里的污染带，污染带长度占长江干流污染带总长度的73%。而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江城市五百多个主要取水口，均不同程度受到岸边污染带的影响。由于水质恶化，上海等二十六座城市已成水质型的缺水城市。

守着江河湖泊的湖南省，水源虽不少，却已经陷入了“守着江河湖泊缺水喝”的困境。目前，湖南省每年排入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工业废水有十二 亿吨左右，每年未经处理排入江河的城市生活污水大约有十一亿吨左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出现大洪水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借大水量，把平时积累的污染物冲出河道，改善水的质量。

河流的自然生命特征

很明显，中国有关当局在治理河流和防治洪水的时候，总是把人工工程作为首选，把强压硬挡作为首选，而忽略对河流以及自然本身的尊重，忽略人和环境之间自然合理的关系。应该说这是中共政府治水的最大败招。

除了水库和大坝之外，中国还在计划更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这个计划投资三千亿人民币的调水项目，即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工程，其中中线和东县工程已经动工。

水利专家王维洛在他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河流的生命的问题。他认为，中线工程要截断湖北到北京的近七百条河流，等于是损害了中国中部七百个自然生命，其后果如何，应该是慎之又慎。

然而，干渴的北方，尤其是干渴的中国首都北京，已经无法忍耐旷日持久的讨论和研究。住在中南海中的领导人们，已经下定决心要为他们脚下的子民争夺更多的水资源。

然而，史鉴不远，又一个超大工程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无人真正了解。黄河三门峡水库，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超大型水利工程，最后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解决下游防洪，反使富庶的关中平原平白地经常遭受洪水灾害。

三峡大坝刚刚建成，大坝上游的重庆和四川省便接连两年的大旱，其中关联虽然未经证实，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治水和治国治民


中国古人认为，治国即治水，除了因为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家，以农为本需水为助之外，其实还有更深的涵义。

古人认为，干旱是因为执政者乱杀无辜的行为导致的，《春秋考异邮》中提到：“国大旱，冤狱结。”洪水爆发，干旱降临，在古代必会促使当政者自我反省深思，皇帝下罪己诏，或者大赦天下以绝冤狱。然而今天的当政者早已失去了反省的功能，只是一味地战天斗地。结果如何，其实不难预测。

古代中国，常把民作水喻，其理至深。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今中国，执政者治理黎民百姓，与其治水之道大致相当，主要都是以防堵为主，忽略疏导，更忽略治本之道。将“冤民”视为洪水猛兽，各地政府因此派出差役前往“抗洪救灾”，轻则堵截回原地，重者关入牢房。直如其治水一样的武断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