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一 被叫停的历史

身处在一列不知向何处去的列车上。列车时常嘎然而止，据说是被叫停了。
而后又徐徐开动，改变了方向，却依然不知去处。
被叫停的次数多了，便有了经验，不再因迷惑而痛苦。
列车两旁风景秀丽，足以慰籍。

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砸金花儿的砸金花儿，快活的快活。
不再询问车的前方会是哪站，以后的目的地又是怎样。

当车再一次叫停，便有人下车去买土产。
即便停在了稻田麦地边，也能和老乡通通乡音。
等到汽笛一响，便知有一个前方已遭抛弃，而另一个停处正在敞开。

回到车上，或许少了刚才的熟人，或见车窗上多了一盏明灯。
大白天的，点灯作甚。
可无人去吹灭，原来那竟是吹不灭的。

继续向前，抑或在向后，是爬坡的需要。
两个机头，更多了叫停的可能。

何时能安排叫醒服务，在叫停的时候。
睡下时看表，也是停了。

须知，这列车便是中国的当代史，便是时下的此刻。

二 借古讽今的游戏

司马迁批评了汉武帝，留下千古美名。但到了司马光，就只能资治通鉴。于是后来的人大多学会了司马光那一套，借古讽今的手法越来越精熟。至今，中国人借古讽今的历史已相当悠久。
五十年代的人说事儿，必借着明清那点儿历史，像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吴晗的《海瑞罢官》。
六十年代的人说事儿，先是说明清史，然后开始研究更加古老的宋元，钱钟书就是这样写下了《管锥篇》（1972年定稿）。
到了七十年代，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批林还要带着孔老二，借古讽今达到了最高潮，很多古迹文物因此遭殃。
到了八、九十年代，说事儿必要上溯到文革，但下追也止于文革，因为文革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了。
这就是我们借古讽今的文字游戏。
那些喜欢这种游戏的人抱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自以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却从来不喜欢、不敢于把现实问题说明白、说透彻。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一点点丧失了反思的力量。

三 国民素质的传说

这世上是否有个东东叫“国民素质”，竟然还四个字的，很动听啊。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东东就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每每显身用来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于是问题迎刃而解，“国民素质”不行嘛。
不知道这东东是从哪个理论箩筐里掉出来的，真不知道这样生动的理论到底是谁发明的，真不知道这个发明者的住址在哪。
鲁迅研究了“国民性”，这个人就发明了“国民素质”。
农民算是国民素质里最次的吧，可正是他们搞起了村直选、乡海选。民工算是低素质吧，可没有他们哪里有高质量的城市呢。
好的理论决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好的理论总和实践分不开。而一句“‘国民素质’问题”，就可以把行动直接从理论的离心机里甩出去，就可以使我们达到心平气和的地步。
鲁迅写出了《阿Q正传》，可“国民素质”依旧是个传说。因这东东的一大特征就是要贬低国民性，否则发明出来干吗。

四 嘿，请叫我“公民”

经常在电视上能听到那些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啊！这个不知是谁发明的词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启蒙读物《百家姓》有关。至于“老”，那应该是个虚词，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师”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吗，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人民中的一员，市民中的一员。
在这里最常用的，还是“老百姓”。官员们爱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其内心独白无非是：瞧瞧，我这个父母官当得还不错吧，我这个政策的施与者还行吧。
政府真的是所谓的“公仆”吗？
那些“公仆”如果是“公仆”，为什么事事优先于他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因为仆前有一个“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众的公仆，而不是谁的私仆，所以能事事优先。
每当听到那些“公仆”们一口一声亲切地叫着“老百姓”的时候，我都很烦。
在关掉电视之前，我大喊：嘿，请叫我——公民！

五 有关部门

在日常生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部门应该……”的话语。我们也不知道“有关部门”这个词是不是新闻学上的术语，反正大家这么听多了也就接受了。
“有关部门应该……”，似乎在表明这件事一定有人、有部门来负责。可能那位记者、编辑还没搞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想搞清楚）这个有关部门是哪个。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那个部门是谁呢？不清楚可以求证之后再报道。你不指名道姓，人家“有关部门”就不痛不痒，下次报道的时候还得弄公众一头雾水。
汉语，实在含蓄啊。

六 无人理睬的错别字

我们何尝在乎快餐包装纸上出现几个错别字呢，我们只在乎快餐的质量。我们行色匆匆地路过街道，何尝在乎一旁的标志牌有几个错别字，或那上面的英文是否标准。
更多的错误来自信息量更加巨大的电视。电视每天给我们提供娱乐和资讯，整理着我们每日繁杂的生活琐碎的记忆。无人理睬的错别字和误读，它们不会影响到信息的确定性，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但看到电视屏幕上频繁出现的错别字，听到播音员对常用字有口无心的误读，我就已经能把握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了。
汉语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具，一个熟视无睹的符号。
茴字确实有四种写法，但我们和那个咸亨酒店的伙计一样可以不予理睬。
汉语上的错误就像街边行乞者，与我们的世界丝毫不构成交叉。
那些砍大山的北京混子能把口语说得精湛无比，但错字连篇，甚至提笔忘字。这很像那个燕国青年去邯郸学步，却爬回了家。
汉语，就是我们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