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十八年,民主运动进到维权风潮

夜色从远远的天际慢慢地垂落北京城,这是二○○七年六月三日的黄昏,天安门广场上一片平静;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夜里,这里却是子弹呼啸声夹杂著嘶嚎、血腥。

然而,这一切现在在北京已经是少有人谈的历史事件。世界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年的争取民主诉求,现在似乎已经变成少数几个人的事了。但是,也并不需要悲观;因为维权的声浪、行动在全大陆不断的上演著。维权乍看之下,似与民主不是同一回事,但维权却发出了更强烈的讯息,那就是只要老百姓勇于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永远会与不合理的体制冲撞。

“那个时候说共产党腐败,是犯忌讳的。说打倒共产党,是反革命的。”亲身经历过那一场腥风血雨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当时官倒、腐败,一般老百姓却都只领一百多块、几十块钱人民币,猪肉涨个几毛钱大家就受不了了。大家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整个大环境让民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正好赶上胡耀邦的年代,从文革后,甚至从反右后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声音,在思想开放后完全宣泄。

“与其说是追求民主,倒不如说是用比较激烈的、比较情绪性的方式表达愿望。”浦志强说。

或许浦志强的看法未必受到全面性的认同,毕竟“六四”就是一场民主运动。当时没赶上“六四”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说,“当时大家可能想从最根本的社会制度上作一个变革,先解决制度问题。而争取制度变革的以知识分子居多。”李和平的看法也可解读为,即便当时不是争取民主,但绝对是希望制度变革。如是解读则和老浦的看法并不相违背。

尽管贪官抓不完,但现在喊反贪腐喊得最凶的反而是共产党本身,老百姓说反贪腐早就不是忌讳;民众对共产党也更加“信任”了,“六四以前不知道共产党真会杀人,六四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浦志强说。

可是,不管政治、经济、社会怎么变,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不满情绪,依旧没有改变;而且,起身争取权益的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甚至是“脸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近年来每年全大陆都还有八万、九万多件聚众抗议事件,去年的广东太石村是,今年的广西博白也是。

“经济发展到了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利益,但利益受到公权侵害却出现得更多。有很多是被迫参与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部分人也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李和平说。

“当时包括意识形态等等的禁区很多,没那么多律师,法律也并不完备,民众与共产党之间相互认知的底线并不清楚,就很容易碰触到底线,容易走得太过。现在大家都清楚底线了,现在的法律已很明确,即使还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但是要比那时好多了。”

“八九年的时候,民主是具体的诉求;现在的维权,是有限度目标的努力。”浦志强说,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李和平认为,争取民主跟维权二者之间并不相冲突,“民主是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选举权,维权也是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受侵害。这二者之间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诉诸于政治,另一个则是在法律的平台上博弈。维权是成本低、有利于公民意识的训练。”

浦志强并不悲观,“台湾的今天应该就是大陆的明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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