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德国生活

2007-05-16 10:10 作者:罗佩毓 那一年交换学生的体验，改变了我平凡的高中生活


高中的生活总是很枯燥乏味，每天考试背文言文，生活就是早早起床赶着迟到边缘的公车。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同学，偶尔会在班上宣布自己即将去国外求学或移民。而我的日子一成不变，陪着那些移民的同学吃一路顺风饭，说着永远不要忘了我喔。

平凡的日子却在某一天改变了。妈妈回家问我：“要不要也出国念书？”我还记得，妈妈问我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的小板凳吃着市场买回来的鸡肉饭，心想：她应该只有三分钟热度，过几天就忘了。谁知道她竟然当真帮我报名交换学生。

本来我以为出国就是去美国，母亲一开始也是这样以为的。没想到在扶轮社交换学生计划的会议上，当时的主委竟像在拍卖名画一样，喊着：“要去美国的请起立，要去日本的请起立..要去德国的请起立..”我英明的娘突然踹了我一脚，我就这样被送去德国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二十个，十五个都说要去美国，四个要去日本，剩下我一个傻蛋要去德国。虽然这样的决定当场赢得了很多掌声，但在回家冷静了一会儿之后，我才发现一个好大的问题，那就是：我还不会讲德文。

我飞了二十四个小时后才到达卢森堡机场。我记得我娘怕我不会坐飞机，所以请空服员给了我一个名牌，同一班飞机上只有另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姐妹有。名牌上写着：I Need Your Help! 还真有点丢脸。一下飞机，我用可爱的笑容跟第一个接待家庭的父母打了招呼，胖胖的德国妈妈抱住我，然后讲了一些听不懂的话，我猜是欢迎我吧。当交换学生有些条件规则：第一，一定要是十七岁的青年男女；第二，一定要立刻进入当地高中就读，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语言学校的悠闲时光；第三，每三个月就要换一个接待家庭，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住太久。

我一开始到高中上了几天的课，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我还真的听不懂德文。所以扶轮社大发慈悲，让我先到语言学校上一个月的魔鬼训练课程，再去高中上课。
但是在我还没去语言学校之前，日子还真是痛苦。我还记得我学到的第一个德文句子是：“我累了。” 不要小看这个句子，任何场合、问句都可以回答我累了。像是人家问我：“你今天好吗？ 你想去看电影吗？ 今天上学好玩吗？” 都可以回答我很累，然后博得同情的眼光。

我在德国的第一个Party是在森林里，是当时接待家庭的姐姐带我去的，大家听到Party都会联想到好玩的事情，我听到却只想掉眼泪，因为真不是普通的无聊。

Party顾名思义就是要喝点小酒、聊聊天。但是我根本不会说德文，当地年轻人的心态也跟台湾人一样，想像如果老师塞给你一个外国人，要你跟他用英文聊天一个晚上，你应该还是有点别扭吧？ 更何况是冷冰冰的德国人。在Party结束的半夜，我立刻打电话给妈妈，大哭着说我要回家。而且我一直想不透，坐在森林里喝酒到底哪里好玩了。


第一次上体育课，就发生了很多趣事，德国的体育课是选修的，有田径、体操、游泳，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都假设台湾人会游泳，所以当时学校自动帮我选了游泳，只是我天性怕水，哪敢像他们这些亲近大自然的德国人一样，扑通一声，就跳进溪里、河里。我的第一堂课，大家都游了不知道第几圈，我还在岸边假装做伸展操，藉故不下水，后来就改去上体操课了。不过我还真怀念台湾会把体育课借去考试的日子，因为德国的体育课都不能摸鱼，每次下课我汗流得跟落水狗一样。

生物课也很有趣，我的生物老师很老，而且大概因为念生物的人地理都比较弱，所以他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东西，还认为全亚洲人都会吃狗，所以有一天他在课堂上问我：“你们会吃吉娃娃吗？”虽然当下我心里满受伤，不过我很机智地跟他说明了所谓的“一黑二白三花四黄”的规则，并且强调德国狼犬应该最补，吉娃娃稍嫌肉太少了一点。

我也曾被种族歧视，但当时同一个城市的台湾老留学生安慰我，叫我试着把角色对调，假设我家要接待一个菲律宾的留学生，是否全家都能够真心对待他呢？ 全球化虽然快速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也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但是人与人的隔阂短时间之内并不会消失。族群差异不代表种族歧视，反而是我们更需要进步跟学习的地方。

我的第二个接待家庭是当地大学校长，也是负责接待我的当地扶轮社主委，这个家庭的父母异常开明，常鼓励我多学习各种学校之外的知识。他们有四个子女，每一个都在国外长期生活过，是个真心拥抱国际化的家庭。

我在德国生活了三个月之后，仍然没有什么朋友，几乎处于放弃的阶段。有一天这个家庭的妈妈，在晚上八点叫我穿好衣服，带着电话簿出门，然后命令我不到晚上十点不准回家，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我还真不知道该上哪去。她说：“你应该认识了不少同学，可以找人陪你出去玩。”但是我其实一个熟的同学也没有。所以她告诉我：“在这个国家，只有你需要别人，没有人会需要你，因为大家都是从小生长于此，没有你的时候他们也都活得好好的，所以该是你开口交朋友的时候了。”

我想一想，还真有道理。所以我开始拿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变成好像很缺乏爱的家伙，果然很多人都愿意跟我当好朋友。这个妈妈更是教了我一手好厨艺，她知道我爱煮东西，所以主动在每个星期天教我做一种蛋糕，在那一年之中，我体重一下子窜升了十五公斤。

然而，最难忘的，还是我的生日。人生地不熟的我，对于生日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是我记得在圣诞节的晚上，也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夜，姐姐到我房里跟我借收音机，说他要在地下室办一个Party，我当时大方地借出，但是她却叫我下楼一起参加，我那时才知道自己是主角，而全班三十几人几乎都等在那里了。

大家都对我很热情，我也就厚着脸皮跟大家装熟，没想到装一装，我们还真的都变熟了。有同学亲手做了一张很妙的卡片，得接上电池才会发亮，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舍不得丢，还有很多亲手做的饼干跟蛋糕。Party到一个段落，姐姐叫我上楼坐在一张大摇椅上，闭上眼睛数到五十。我数到二十的时候，椅子就被转了一百八十度，班上唱诗的那几个家伙开始为我唱歌。在异乡，不被人重视的日子过久了，那一天突然成为公主，让我泪流不止，那真是感动的眼泪啊。

也就在我奇妙的十八岁生日之后，日子突然变得多彩多姿，开始有很多人关心我，我至今深深感谢Hofmann家庭给我的一切。

我的最后一个家庭成员有四个未成年婴幼儿，最小的只有两岁，全城镇只有她的德文比我还差，名叫Kira，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也成为我的知己。我的名字之中的毓，对于德国人来说有点困难，小妹妹因为我的名字太难，所以在学会发“毓”这个音之后，每次都很用力叫我“毓”。Kira看到什么都要说她也要，这可是Kira在两岁时的经典字汇。“我也要”这个句子也很管用，看到冰淇淋，她就会大叫我也要，看到我们去上厕所，她又是叫着我也要，几乎什么都可以用。

相处了三个月之后，她已经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当我得离开她的时候，真的很舍不得，我还记得我们分别的那天，我一夜没睡，很早就在饭厅，她听到声音也起来了，然后我抱着她，跟她说我要走了。她似懂非懂，只有我这个大人在徒伤悲。就在我离开之后不久，我打电话给她，她还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回家，口气中带着责备，更让我伤心。

就这样，一年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早在我离开德国前一个多礼拜就开始上演悲情戏。一想到要离开那里，我的眼泪就会掉下。到了离别的那天，我的狐群狗党开了五辆车一起到卢森堡机场送行，很是风光。但是我却开朗不起来，因为那天就像我的“告别式”，加上台海情势不稳定让我非常忐忑不安，不知这一别何时再见。我的目光紧盯着告示板，一刻也不肯离开，因为大家说好了不要有眼泪，我深怕看到最爱的朋友跟亲人，眼泪就会抑止不住，所以我尽量一脸木然。怎知就当我努力克制悲情时，身后竟传来了那群朋友的五部合声再会曲，就是那首在台湾葬礼才会出现的再会曲，整个卢森堡机场的人都在看我，眼泪更再也止不住了。

人生真的是一场筵席啊。离开台湾时流着眼泪，离开德国时却流了更多。感谢好多善良的人不吝对我这个异乡客献出爱心跟友情，让我那一年可以平平安安度过，我深深感谢他们，更会永远珍惜我这个难得的德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