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回忆录

唐生智暗中扶植共党

自民国十五六年间共产党的毒素渗入湖南以后，于短短的时期中，在湘省各地尤其是长沙城，建立了许多非法武装组织，如：农民协会的“赤卫队”，工会的“纠察队”、“妇女队”等，斗争屠杀，无所不为，把整个湖南社会的秩序弄得极度的恐怖。其所以酿成祸乱的最大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主持湖南省政且握有军权的唐生智在暗中放纵扶持。唐氏自蒋介石总司令由广东北伐、攻克衡阳后，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可是唐之为人，天生反骨，狂妄成性，从不知革命为何物，当时对蒋总司令不过阳奉阴违，而与共党分子则暗中勾搭，搞风搞雨。随后，宁汉分裂，武汉政权派唐为北伐军总司令。唐利欲薰心，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其本人盘据武汉，而其所主持的湘省政权，则派其部下张翼鹏与周斓先后代理。张周都是唐的幕僚，虽明知唐扶植共党的行为不当，但扬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盘据湘省的共党，抓着这个机会，藉着“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口号，毫无顾忌的乱干起来。

长沙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等，在这种情势下，很快的便组织起来。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钜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这不过仅是举其一二个事实以为佐证，其余被共党枪决活埋的良善人民，实在无法统计。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决心铲共访问各阶层

在这样极端恐怖情况之下，笔者个人虽早有铲共的决心（笔者当时任团长），但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没有十分了解；且共党喊着“解放农工”“替农工谋利益”等等骗人的口号，究竟农工分子的反应怎样？我急须寻求明白。所以我从民十六年二三月间起，常利用各种人事关系，于治军之余，向社会作民众心理测验的工作。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澈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叶德辉一联可圈可点

到是年四五月间，长沙市内已有叶德辉等人被杀害。叶是全国有名的文人，当行刑之前，叶对看管他的共干说：“我有对联一副，送给你们：‘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这副对联，对共党可谓极尽唾骂之能事！正因为叶等被杀，人心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市面上的人力车，在共党以扶植工人阶级的口号下，人力车工会，把车价规定得很高；而坐车的人，常被工人纠察队指为土豪或劣绅，动辄把坐车的人，从车上拖下，加以打骂，所以市面上的人力车无人敢坐，弄得一般车夫，都得不到饭吃。更滑稽的是：赤卫队、纠察队人员，若看到街上稍为肥胖的人，便指为享受阶级，定要清算。

记得是年五月十四日那一天，我从长沙浏阳门外，叫了一辆车子，环游马路，拟藉此探查车夫生活的情形，并了解工人对于共党的心理如何。我当时服装穿得很整齐，佩有少将领章，等他把我拖到环城马路行人稀疏的地方，便开始与车夫谈起话来，我明知车夫整天没有生意，生活正十分艰苦，我故意的对他说：“现在你们的工会，把你们拖车的工价，规定得很高；并且任何人坐车，不会少给你们的钱，你们的生活过得很好啦？”

车夫半天一声不响，只是垂头丧气的拉着车向前走，我又问他说：“我刚才问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同答呢？你们的生活，究竟怎样呢？”

此时他才愤愤的说道：“你认为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每日要缴纳很多的会费，每天要到工会去开会，而坐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我家七口人吃饭，直到现在下午三点钟了，还没有拉到一文钱，只希望这一次生意，你多给我几文钱！像这样的世界，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我们这般人都会饿死！我们受了这种苦痛，还不敢公开的对人说，否则工会便说我们反动，真是可怕极了！你的胆子真大，穿着军服坐车子，若是碰到工会的纠察队，他们一定把你拉下车来，还把你拉到纠察队，给你一次斗争。纠察队的人不会和你讲理，只有他们说的做的。”我听了，唯有笑着多谢他，在僻静的街上下了车，并给了加倍的车资。

工人农民敢怒不敢言

在民十五六年间，长沙的理发店，素来由店东担付房租水电以及毛巾肥皂香水等等的设备的费用，理发工人的食宿，也由店东担负，而理发工人只贡献劳力与技术。分起账来，店东得十分之四，理发工人得十分之六，与其他商店工厂的店员工人按月计资，是不相同的。他们店东与工人之间，历来如此相处，相安无事。自从共党掌握了长沙市的理发业工会以后，便以“工资专政”口号欺骗工人，整天要工人去开会，减少理发师很多工作时间，所得的工钱，也大为减低。一般人不明白理发业内容的，以为他们是欢迎工会的；其实不然。有一天，我到东长街一家理发店去理发，我对理发的工人说：“现在你们可以专政了，工作又轻松，精神应该痛快。”

不料理发师哼了一声，愤愤地答话道：“专政！专他妈的政，开会就是专政吗？过去我们有困难，老板还可以为我们想想办法，现在工会却要吸我们的血！今天捐_支援什么前线，明日纳费帮助什么义举；工作时间减少，我们的进_也每天减少了一半；还要应付这个那个，只好坐看挨饿了！如果不遵守工会的规定，就是犯法，真使我们气死了！”

我理完了发，付过了钱，理发师无精打彩的送我出门，我不觉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只有天晓得！”

有一天我领着队伍巡逻城防，路经长沙大西门外的湘江河边，看到许多码头工人，都抱着扁担和绳子，在码头的石级旁边假睡，我问他们的生意如何？他们异口同声的说：“现在从码头上下的客人，由于共产党喊出‘工人专政’的口号，谁都不敢雇我们挑行李了！旅客们都自己提着行李上下。至于商人的货物搬运，则一天比一天少。像这样干下去，我们只有活该饿死！”他们那种表情，实在悲惨得难以言语形容。

这些事实，都是我当时亲身查访得来的，回思往事，记忆犹新，在当时的农人和工人，内心的恐怖已达极点，虽然无人敢公然说些怨恨的话，但谈话时的表情，却无形的流露出充分的不满，我经过一再的测验，我深信人民对共党怨恨已深；不过在共党武力劫持下，没有反抗的力量而已。如果有人出而领导，定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回应，群起而攻之，那是毫无疑问的。

制造仇恨，共党施毒计

湖南全省沉沦于赤色恐怖的气氛中，每个人都岌岌自危，朝不保夕，已如前述。到了民国十六年五月，长沙城里忽然传出了一种惊人的消息，我也连续不断的接获许多紧急情报，内容大致如下：

“共党原定计划，在湖南境内编组七万军队，作为阴谋叛变的武力。但恐一时突然编组如此庞大的军队，刺激人民的心理，发生阻碍，他便想出一个掩饰耳目的办法，藉扩大组织农民协会的赤卫队与工会纠察队为名，将农工份子武装起来，然后再编组为军队。”

就在这段时间，共党已决定搜集民枪，先行编组军队二万五千人，号称“红军”。准备随时袭击国民革命军，夺取其枪弹，再行装备其余四万五千人。当时共党又恐怕这些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作战能力不强，离开家乡，开赴异地，难免纷纷逃亡，于是想出一个很毒辣的办法，断绝士兵逃亡回家的观念。这个办法就是放纵这些拟编组成红军，原充农民协会赤卫队、或工会纠察的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而死心塌地的跟着共党跑。（按：最近大陆共党的鼓励红卫兵造反、破旧立新运动，闹得天怒人怨，大概也是玩的这一套。）当此之时，蒋总司令适在沪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共党正可藉此大屠杀，来镇压人心。屠杀的物件，包括有共党未能控制的军队、警察、公务员、富户、绅士及一切非左倾的知识份子，以消灭它的“内患”巩固它的实力。于是，决定在是年五月廿五日起事，实行他们认为一举数得的最毒辣的大屠杀。

上述这些消息，本是极端秘密的。但是当时长沙已有了传播，人心已感到万分恐慌。跟着我又获得更凶恶更紧张的情报，谓共党已通令各地农民协会和工会，准备汽油与煤油，试演一次“暴君焚城”的历史故事。

做了三个月准备工作

就因为这样，我便不能不预作赶前的行动。这个“马日铲共”的行动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仓皇举事的。在事前的三个月，我已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除了解农人工人对共党的真正心理已如前述外，我还了解了军人对共党的向背；当时驻扎在长沙的友军尚多，如王团长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营长柳等，我曾耗去很多时间，作多方面的察访，碰到友军的官佐，必询问他们所有的士兵，与农民协会的赤卫队和工会的纠察队，有无发生冲突？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的财政还没有统一，各军的薪饷有时由政府发一纸提_命令交给各部队自行派员向税收机关提_。共党想四处制造纠纷，并想迫使国军自行瓦解，故意纵使各地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出面阻止提_，甚至把提_人员打伤。因提_不到，军队伙食几至无法维持。又因那时国家的兵役制度，还没有采征兵制，兵员的补充，都是由招募而来，各军的招募人员，在乡间招募新兵时，共党动辄嗾使赤卫队殴打招募人员。甚至各军请假回籍省亲的官兵本来服装整齐、准假的证明文件完备，应该不致发生什么问题的；而赤卫队与儿童队常常沿途藉故阻拦，硬说他们是逃兵，勒缴他们所穿着的服装、与所携带的手枪等物。据传闻第六军有一位营长，由前方请假回醴陵原籍省亲，带有两个随从和两枝短枪，请假文件均极完备，乃当地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全不讲理，竟把他们三人拘押，并把枪枝勒缴，硬说他们是逃兵，以后经过一再的交涉，才肯把人开释，而勒缴的枪枝，始终不肯发还等等。

每与各友军谈到兵民相处的情形，无不痛恨赤卫队之无法无天。从此以后，我便知道驻在长沙各友军的官佐，对共党的心理，也是极不满意的，但在恶劣的环境压迫下，无人敢作反对的行动而已，假若有人愿意牺牲一切，首先高举反共的义旗，相信必能赢得大众的同情心。我的铲共决心，遂十分坚定了。

无意中得到秘密情报

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我忽然得到报告说：共党大烧杀的暴动，已决定在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实行。这个情报是如何得来的？须得说明一下：当时为共党所把持的湖南省党部，内中有个委员王基永，是共产党的党员，在省党部里面，具有很高的权力，与我为小同乡；他的妻子叫龙亦飞。王氏夫妇两人常劝我加入他们的共党组织，我总是虚与委蛇，绝未流露半点反对共党的意思，所以王氏夫妇，对我并不怎样怀疑，尤其对于我的太太估计错误，以为她是一个不懂政事的妇人，所以共产党在王家举行的一切会议，对我的太太并不回避。当共党在王家中聚谈，把决定在五月二十五日实行大烧杀的消息，无意中泄漏出来，我的太太凑巧在王的家里，坐在他们谈话的旁边一间小房子里，与王的妻子龙氏闲话家常，听到了这骇人的消息，一惊非小，回家后，促我特别注意，设法应付。我由是得知大祸已迫在眉睫，若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何以尽我军人的天职？加之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宣言后，我于五月上旬在长沙的南门正街，邂逅工界领袖陈咏弦同志，谈及共党造成恐怖局势，他说他们的工界同人极表不满，企望政府即刻制止惩办首恶，如果不闻不问，国家前途将有不堪设想之一日，于此则更鼓励我的勇气。我们晤面后，局势日趋紧张，遂于二十一日下午四时，除与我的太太及同事与多年老友刘德干、蔡泽南（原在湘西镇守使署同事）、蒋静一、罗恕人、许支亚、许志超、蔡湘等从事研讨，对未来的行动作了一个大体上的决定。此次事件之成功，诸同志居间设计，助力不少。

召集各官兵晓以大义

我因情势紧迫不能稍延，即于二十一日晚间九时三十分，召集各营长黄子咸、许振初、罗荣贵，梁锋、曾紫斌、周柏桥、曾方中、田畴及参谋人员等，举行紧急秘密会议，首先宣布共党的阴谋诡计，勾结俄帝的卖国行为，及其业已暴露的罪恶，如残杀叶德辉、李佑文、金裕华等，与及共党已决定二十五日在长沙举行大烧杀暴动的毒计；次又说明我军应采取的立场与铲共的重大意义。并宣告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内容，及目前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的危急状况，强调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不但湖南立时变为地狱，即鄂赣两省也必随着遭受浩劫，中国势将赤化，即世界安全亦难确保。所以我们今天应即举起铲共义旗，不仅是拯救湖南三千万同胞，也是拯救全中国同胞，同时也是伸张全世界人类的正义。不要认为本团只有二千多人的兵力，但驻防在长沙一隅，必能打击共党。到会的各位官佐，有何良好的意见，希望提出来大家检讨。

我的话刚说完，全体官佐，情绪十分激昂，表示愿随团长铲共歼匪，就是牺牲生命，也含笑九泉。

当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本团中校团副李华龄对我说：“现在长沙戒严司令部参谋长、兼代戒严司令尹东旭，刚因事来访，现在还坐在办公室内。”尹同志与我交情极厚，为人忠实可靠，对于共党的行为，素表不满，他最近接到家信，知道他的母亲与胞弟，都被当地的赤卫队拘押拷打，遍体鳞伤，当地人民恐怖万状，尹同志因此痛恨共党，达于极点。尹氏虽非本团同事，但为了齐心铲共，当即邀请尹同志参加会议，并承他表示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十时二十分钟左右，会议已告完毕，即令各官佐迅速回营，限于十一时以前，将全团官兵紧急集合在长沙小吴门外四十九标的团本部。

到时，官兵全体集合，气氛紧张，我走上讲台，把共党在各地的清算斗争，杀人放火，与未来大屠杀的毒计，及蒋总司令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宣言等情形，再宣布一回，又引述尹东旭同志的母亲和胞弟在乡间被共党拘押拷打的事实，以为佐证。并对全体土兵说：“你们在外面当兵，为国家服务，而你们的父母兄弟住在家乡，反被共党清算斗争，甚而至于被杀，你们还可以坐视吗？”我话未说完，全体士兵，无不怒发冲冠，要求立时出发，铲除共祸。我嘱全体士兵须在这里稍待半个钟头，我马上就可颁发作战命令，全体土兵都默然肃立待命。我即离开讲台，回到团部办公室，将参谋梁励予拟好的文稿通知当时驻在长沙的各友军，即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三位团长。其通报内容大致如下：

“共匪阴谋破坏国家统一，藉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为名，暗地实行武装叛乱，残杀无辜，造成社会极度不安与恐怖，罪在不赦，克祥已于本晚十二时派遣部队，向各共匪机关予以围剿，请贵部在原地警戒幸勿移动，免生误会！关于地方治安，概由敞团负责维持。”云云。

送通知严防漏泄戎机

对于上述通知的送达时间，我曾大费脑筋，因为当时是处在共党控制的恐怖环境之下，事前既不敢向其他亲友谈论共党的罪恶，更不敢把我个人三个月以来立志向共党作殊死战的动机和决心，向任何亲友透露，总之，在未召集全体官佐举行紧急秘密会议以前，除有坚决反共意志的同事好友如蔡泽南、刘德干、蔡湘、蒋静一_知我的秘密以外，其他任何人断不知将会有马日铲共举动的一幕。我事前既未与各友军首长取得联络，则送给各友军的通知，必须考虑周详，一定要在不先不后的时候，送达才好；最好是在本团士兵与共党刚刚开始战斗之际，各友军首长，恰得拆开我的通知。如果送达过早，恐怕泄漏戎机；过迟，又恐怕友军发生误会而致冲突。所以在向士兵讲完话的半点钟以后，即令全体官兵遵照我的作战命令由团部分途出发；同时由我亲派副官数人，交付通知，再三叮嘱，说明此事千钧一发，不独关系我团官兵的生死存亡，并且关系着党国的安危与民族的绝续，这个通知务必要在夜间十一时半以后十二时以前送达，交由各友军的首长亲自拆阅。

攻其无备任务得完成

刚到了夜晚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团官兵分三组出发，向长沙小吴门、东长街、营盘街、东茅巷等处的共党机关所在地挺进；同时要求尹东旭同志随我团队伍一同出发，回到他的驻地长沙小东街长沙戒严司令部，很迅速的也率领一部分的军队，策应我军，得到他的帮助不少，当我团官兵出动的时候，长沙居民正在恐怖中，夜间街上行人很少，显得一片死寂，好像是一座死城。我个人率领士兵二十余人来往于三组之间，亲负联络指挥的责任。共党当时气焰嚣张，目空一切，事前对我准备铲除他们的情形，竟毫无所知，迄至我军向他们进攻，他们才由睡梦中惊醒，措手不及，我军破巢直入，他们大多数只能束手就擒。由于全团官兵行动的神速、作战的奋勇，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重要的赤色共窟，如湘省党部、湘省农民协会、湘省总工会等为共党所把持的机关，均先后予以击毁。间有一部分武装共干顽强抵抗，致有数处发生激烈巷战，经我军痛击之后，除少数共干如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乘隙逃亡外，其余大部或当场死亡，或被俘获。我部也有官兵同志四十余人，壮烈成仁，还有少数民众为流弹所伤。我当时往来于上述的三组之间，奋不顾身，与士兵同进返。今日回想到是役成仁的先烈，还使我心坎上留下了无限的创伤！及至二十二日拂晓，长沙浏阳门与南门外及妙高峰一带，尚仍有少数共干，率领赤卫队和纠察队企图反扑，我着周营长率兵迎击，甫经接触，共党即纷纷向株州方面溃退。周营官兵，见对方多系无知农民，不忍射击，遂任其作鸟兽散。到了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已把共党所有在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一律予以封闭，并交由当地警察负责看管。至此，平日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共党首要份子，除死亡与被捕的以外，其余仓遑逃走，匿迹销声。计自二十一日晚间十二时起，至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止，我团在长沙首义铲共的工作大致完成，当即着全团官兵分区警戒。二十一日的电报代韵字母，是个马字，即以“马电”通电全国，报告铲共经过，呼吁回应。当时全国新闻纸类，多以长沙“马日铲共”或“五马铲共”字样为很显著的标题，亦有以“马日事变”称谓者，此后本党湖南各级党部，也有“马日纪念”的规定。

长沙共祸告澈底肃清

当时我团孤军驻在长沙，邻近地区的驻军，都是唐生智的部队，环境特别险恶！假使唐生智兽性不泯，兵连祸结，地方难免糜烂，为和缓此一局面，于是不得不暂时向唐表示服从，缮具报告，说明共党罪行、及人民恐怖不安的情形，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令，理应自请处分等语。交由张代主席翼鹏转报唐氏。并请张代主席速即出示安民。张当时即发出布告，_谓：此次事件，系兵农冲突，业已平定，人民应即照常安居乐业，勿自惊扰等语。

我当时认为这个布告，措词暧昧，不能取信于民，立即用我团部的名义，列举共党的罪行与铲共的经过，及共党业已败溃等情形，布告周知，以正视听。长沙市民阅悉之后，无不额手称庆，秩序行告恢复。数月以来，市面阴霾凄惨的气氛，一旦扫除净尽。

此时长沙市附郭各地的共党份子都已匿迹销声，凡共党所组织的赤卫队、纠察队等，同时都已土崩瓦解，惟有湘潭县的县长程一中，与共党杨昭直狼狈为奸，人民久矣不堪其扰。自“马日铲共”后，程杨两人仍盘据该县，倒行逆施，居然变本加厉，湘潭县人民纷纷逃来长沙，吁请派兵进剿。我不忍湘潭同胞长期遭受荼毒，当即派周营长率兵一营由易家湾渡过湘江，向湘潭县进剿。接触不到一点钟之久，共党徒众即纷纷作鸟兽散。周营进驻县城，县长程一中逃亡。数日后，捕获杨昭直，应该县人民之请，予以枪决，湘潭县共祸遂告肃清。

鲍罗廷一行来意不善

铲共军事行动虽告一段落，我的任务尚未完成；政治消毒与心理消毒工作尤须加紧进行，必须将共党遗留在社会上的毒菌要洗得一干二净。消毒的方法，惟有集合本党同志推行救党运动，以健全本党组织，经过两三天的奔走联络，得与本党忠贞同志，陈其祥、彭国钧、蒋静一、张敬兮、左益斋、曾记□、尹东旭、刘德干等，以及在长沙教育界、工商界着有声望的本党同志数十人，计划筹备组织“救党委员会”，讨论清党、救国、安民等重大问题，遂决定于是月廿五日上午九时，假长沙小吴门正街烈士祠（原名曾文正公祠）举行会议。

在开会的前一天（五月廿四日），我接到代主席张翼鹏的电话说：“武汉政权已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现已到达岳阳，可否让他们来到长沙？特征询意见，希能立即见告。”我经过审慎考虑后，当答以：“鲍罗廷等四人，可在岳阳暂停，候明日的大会决定，再行奉告。”同时立即暗中由尹东旭派兵驰赴长沙市北门外三十余华里沿粤汉铁路的霞凝站一带，严密警戒，以免鲍罗廷等乘隙窜入。

我作了这个紧急处置之后，又考虑到长沙邻近各县都有唐生智的部队，如派兵围攻我团，万难抵抗，这究竟怎样办呢？所以在廿四日的那一天，使我忧心如焚，通宵不能成眠。待至廿五日拂晓，我已经有了主意，就是决心等候当日的“救党委员会”组织成立，然后提请大会通过，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周、彭两团长，把鲍罗廷等四人就地枪决。

当时驻在岳阳的友军，一团为周磐所率领，另一团为共党彭德怀所率领，在“马日铲共”以前，我们尚不知道他已加入了共党。马日以后，才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我当日推测唐生智派鲍罗廷等四人来长沙的主要任务，无非想将我拘捕，解往武汉，送上断头台，并将我团部队予以解散，然后发出几张骗人的布告，歪曲事实，为了笼络人心，必定强调凡在马日以后附和的人士，概不追究，藉以拉拢军民，便可将这次铲共洪流，清除尽净（事后种种事实证明，唐生智等确是这样计划的）。因此，我事先必须准备好未来的行动和步骤。

成立了“救党委员会”

到了廿五日上午九时，救党委员会宣布开会。到会的有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尹东旭、张翼鹏以及湖南省党部委员彭国钧、仇鳌等二百余人，公推我为大会主席，并致开会词，我当时当仁不让，惟有致词如仪，_谓：

“共党份子，在民国十三年经孙总理的认可，及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准许共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他们曾经宣誓，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主张，服从本党的领导，为国民革命而努力。不料共党包藏祸心，在广东时就有许多越轨行动，当经蒋总司令迅速平定，现在共党乘蒋总司令挥军北上，军事异常忙碌，对地方政事无暇全力照顾之时，把持武汉政权，在湘鄂赣三省，藉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工会纠察队等为名，暗中扩充武力，阴谋叛国，横行无忌，使用不合我国国情的共产邪说麻醉青年，高喊着“农工专政”的口号，嗾使农工发动斗争清算，杀人放火，四处暴动，造成社会极度的恐怖！它的目的，是想澈底毁灭我国五千年来的传统伦理道德与历史文化，进而征服全世界，并奴役全人类，其阴谋险毒，虽李闯、黄巢犹不足相与比拟。近来更秘密决定就在今天的五月廿五日举行大烧杀，我为先发制人起见，所以在廿一日夜便采取军事行动，给共党以打击。我这次举动，完全是为了回应蒋总司令的清党主张，和解救两湖人民的痛苦。现在长沙的重要共党份子和共党组织的各种不法机关，虽已铲除，但共党的毒素尚弥漫民间，共党的爪牙尚肆虐于各县，犹虑有死灰复燃之势。今后关于清党清毒的工作，希望各位先进同志共同努力，以期众擎易举，达成救党任务。”等语。

我报告过后，因当时局势危急，为了争取时间，立即开始讨论：佥认须先把湖南省党部的机构恢复起来，但因马日以前湖南省党部的委员多系共产党徒，马日以后，共党份子郭亮、夏曦等已远逃，仅有彭国钧、仇鳌等两三个忠实同志还在长沙，人数太少，一时无法恢复工作。当经决定，先行成立救党委员会，积极推行救党工作，并领导省政，办理善后事宜。当场推定我与王东原、张翼鹏、张敬兮、李仲任、周荣光、彭国钧、左益斋、仇鳌等为委员，并决定即时开始办公。当提出仇鳌为委员时，有不少同志认为他是跨党份子，表示反对。但我因为在马日以前，曾看到共党在长沙所办的 “光报”，载有攻击仇鳌的文字，所以当时认为他是反共的，而予以解释，才得到大会的通过。

大会通过枪决鲍罗廷

大会把“救党委员会”委员推选出来以后，随即宣誓就职，接着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我首先提出下面的问题，请大家讨论，我说：

“昨晚接张翼鹏代主席的电话说：‘武汉的中央政府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闻鲍等率步兵两连，已于昨日下午六时到达岳阳，本定昨晚乘车来长，经我在电话中坚请张代主席转电鲍等暂停岳阳，俟‘救党委员会’开会决定，再行电告。如果冒险前来，沿途与我军冲突，发生危险，概不负责，现鲍等仍留在岳阳。我认为武汉政府是拥共的，与我“马日铲共”的原意完全相反，与今日“救党委员会”的宗旨，亦绝对不能相容。鲍等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当时除张翼鹏因畏惧唐生智的淫威不愿表示意见外，其余各委员都情绪激昂，一致赞成我的意见，并主张去电佯为欢迎，一俟他们到达时，就予以拘捕枪决，以快人心。我认为还是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把鲍等四人就地枪决为好。这个意见提出后，经绝大多数通过。委员中惟仇鳌有跨党嫌疑，我为坚定他的意志起见，经授意各位委员，一致公推仇鳌立即草拟发出驻在岳阳各友军就地枪决鲍等四人的电稿。不料仇鳌坚以病辞，拖延十余分钟之久不愿执笔。我便对他说：

“今天到会的人多怀疑你是跨党份子，我想替你洗刷这种嫌疑，所以推你草拟这个电稿，如果你坚辞不办，那更不会得到各位同志的谅解。今天是国民党忠实同志开救党会议，绝不容许有共党嫌疑的份子渗入会内，你如果真是跨党份子，我敢向你作进一步的表示，那就是对你会有极不利的事件发生，请你慎重考虑！”

仇鳌经过这一番劝告之俊，才执笔把电稿拟妥，由我请张翼鹏代主席领衔签署，张当时拒绝签字，因为他的内心虽同情我的“铲共”行动，但他是唐生智的幕僚而暂代唐主持湘政的，怎敢领衔发电给驻在岳阳的周彭两团长，就地枪决武汉政权所派出的代表呢？所以张翼鹏便想脱身事外，归罪于我一人。而我却认为张氏当时的地位，是替唐代拆代行，这个电报如果他不愿领衔，则周彭两团长势必不肯执行任务。我当场一再坚决的要求，他被我与二百多个党员包围，无法推诿，只好照办硬着头皮照签如仪。

张氏领衔签署之次，即为我与王东原及各委员联名盖章。散会后，由我把电报底稿亲身送到电报局，并监督译电员拍出。但不幸的是：当彭德怀在接到这个电报时，立即通知鲍罗廷等四人逃回武汉去了！

次日即廿六日，“救党委员会”搬到长沙市纱帽塘对面的湖南省党部的原址办公，当即通电全国党政军各机关和各民众团体及报社，说明长沙“马日铲共”的经过，并吁请一致响应以救党救国救民。该项通电发出不久，除武汉一地外，各方覆电回应者极多；尤其各地报纸都以最显著的地位登载“马日铲共”的消息与通电的内容，并着论痛斥共党。正义是在人心，我当时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危机四伏下脱离虎穴

到了六月五日，唐生智因张翼鹏事前失察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将我拘捕，乃改派其所部军长周斓来长沙接替张的代主席职务。周斓抵长之日，我接到张翼鹏的电话，邀我在下午五时同往长沙小吴门外火车东站去迎接周斓。其时我正在省党部“救党委员会”办公，工作极忙；又因当时长沙的共党机关虽皆已击毁封闭，但潜伏的共党份子，不能说绝对没有，我为防范意外起见，不愿亲自前往，乃派中校团副李华龄到火车站代表迎接，我与周斓原有旧交，旋即亲到他家，想探询他的来意。他总是含糊其词，使我得不到要领。但于谈话语气中，我深深感觉着唐生智尚执迷不悟，而周斓来省的任务已不待智者而后知。我随即离开他家，并决定了我要立即突出长沙重重包围的计划。

我知道周斓并不是一个共产份子，但也明知他是唐生智的亲信幕僚，凡事不能不服从唐的命令。然而我的内心总以为他如今既回到长沙，亲眼看到共党赤化湖南的惨状，心中当有所不忍，或者会同情我“马日铲共”的行动，进而想要求他暗中支持我们的主张，以减轻湖南三千万同胞的痛苦。不料到他家里交谈至十余分钟，竟没有一句真挚可信的话，总是态度模棱，言语含糊。当我将要离开他家时，又对他说：“马日行动，纯粹由于我良心的驱使，眼见共党杀人放火，凡有人性的人都不能坐视；何况身为军人，职在救民，这紧急措施，我想上级必能见谅的，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种苦衷，把这不得不已的实情转报长官！”

周斓一再回答的是：“今后的一切，应候中央命令。”所谓听令“中央”，亦即是唐生智、汪精卫、鲍罗廷等所把持的武汉政府，无异就是听命于共产党。于是，我就伪装着很愉快的表情，很快的就告辞出来，作着逃离虎穴的打算。

我离开周家以后，想到“今后一切，应候中央命令”的话，不觉义愤填胸！我固不惜一死，但与湖南三千万人民又有何益？终于决定了离开长沙重围的计划。遂立刻赶回省党部，秘密的向书记长曾记□详述我与周斓谈话的结果，并表示我即刻就要离开长沙，请他转告本党各同志相机行事，续为铲共而努力。

◆ ◆ ◆ 以上全文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