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专栏】职教乱象凸显技工断层

据大陆《新华每日电讯》近日报道：据悉，“十一五”期间，大陆将投入100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然而，当前的职业教育学校良莠不齐，有的重招生、轻培养，还有的管理混乱、乱收费，导致了职业教育乱象丛生。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源供给环节，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短缺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状况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很不协调。

据2006年被招入安徽中华职业学校就学的陶玉妹介绍，她9月份进校，10月份就被推荐到昆山市一家企业上班，学校收取了两年的学费，并表示两年后给她颁发职业高中毕业证书。“在我们学校，像陶玉妹这样的情况大有人在。”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教师张大康说，“学校职业高中班学制为两年或三年，但学生进校后，一般3个月左右就被推荐到外地工作，学校正常收取学费，并收取毕业生就业费，到毕业年限时就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一职业中学原校长刘中惠说，不少职业学校成立了由骨干教师组成的招生班子，一些老师的主要精力已从教学转向招生。有的新建职业学校索性把第一年的投入全部用于招生。

有关调查显示，有的职业学校每招一名学生就要付出两三千元的回扣，有的学校一年花在“买学生”上的钱达百万元之巨。然而，职业学校在招生大战中耗费的资金，最终将转嫁到学生身上，如通过收取学生各种费用来填补“亏空”。这样，反而加重了学生负担。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一些职业学校巧立名目乱收费。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王登说：“2004年5月，学校推荐我们10多名同学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到深圳后，学校收了我们每人1200元钱，说是就业费，也不给发票。这个厂让我们试用一个月，试用期满月工资500元。由于工资太低，我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这个学校的林白等教师告诉记者，安徽中华职业学校采取不记账、不开发票的方式，收取毕业班学生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这些钱大多被学校有关负责人私分了。

2005年12月，中华职业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安徽中华职业教育社，根据教师和学生们的举报，委托安徽陈有志律师事务所调查学校乱收费问题。调查发现，从2002年至2004年，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陶余新指派专人收取毕业班的各项费用，包括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据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证实，这些费用名目中只有中介公司收取的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每个毕业生收取300元至350元，其他费用名目诸如进厂费、推荐费、护送费均属巧立名目，并没有实际支出。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位姓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华职业学校是我们申报成立的，当初由几名老同志联合办学滚动发展起来的。经过调查，我们下文决定免去校长陶余新的职务，但学校董事会意见不一，所以未能执行。我们是社会团体，没有执法权，没办法处理。” 而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陶余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学校只是帮助学生推荐工作，从未收取过上述费用。”

2006年初，此案移送到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处理，分局经济侦查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经初步调查，中华职业学校的确违规收费，这些收费是否构成犯罪，还要查清这些费用的去向，以及对学校财务进行审计。这项工作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合肥市教育局的配合。” 据教师们反映，2006年6月，他们专门向省教育厅负责人投诉，这名负责人表示60天内办结，但至今没有处理结果。

另据了解，广西桂林最近对中等职业教育进行整治，有17所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发生“实习生陪酒事件”的桂林市舞蹈职业学校，由于办学行为不规范等原因被取消招生资格，约占全市所有中等职业学校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数据向我们发出警示：职业教育不规范问题比较严重。

有关专家指出，大陆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对劳动者加强技能培训，特别是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更多的高级技工。同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断发出技工短缺的信号。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沿海制造业基地都面临着普通农民工供过于求，有专业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严重短缺的供求矛盾。据上海市有关部门预测，未来3年，上海市年均高级技工的需求约1.8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工艺设计、机械加工、电器设备、光机电一体化等产业。

目前，在大陆2.7亿城镇从业人员中，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工在内的高技能人才只有1860万人。专家们忧心忡忡地说：“未来的中国制造由谁来造？”这并非是杞人忧天，请看《中国青年报》4月8日报道的一则新闻：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似乎是为了佐证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同日，《潇湘晨报》报道说，湖南省5.8万考生奔赴公务员考试现场，角逐2600余个岗位，其竞争之惨烈，可想而知。一边是门可罗雀，一边是趋之若鹜，这种强烈的对比，带给人们的除了心灵震撼以外，更多的应该是理性思考。明天，还有谁愿意当工人？

中科院院士、中科大校长朱清时曾说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治家等，更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等技能型人才。一个社会，白领多了，未必是就是好事；推动社会进步的，恰恰是蓝领阶层的崛起和扩大。诚哉斯言，看看我们的周围，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许多企业却为招揽不到合适人才而发愁，一些技能岗位长期“虚位以待”。这除了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外，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对技能职业存在的严重偏见，才是根本原因。　　

所有的理想和意愿，其实都是对现实的折射和反映。百分之九十九的调查对象不愿意当工人，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除去技能岗位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资收入低等因素外，其经济地位、职业声望、社会评价相对不高，也是不被人们看重的重要原因。还有，“血汗工厂”大量存在用工不规范、制度不健全、保障不完善等现象，随时有被辞退、下岗和失业的风险，更令人心存恐惧。而与之相反的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或受人尊崇，或安逸稳定，或收入丰厚，人们的就业意愿倾向于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优化选择。　　

所以，才造成了大陆60%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集中在党政机关、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只有30％左右的人才在企业工作。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却是80％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企业（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林泽炎语）。这么多人扎堆“白领之圈”，挤上“官宦之途”，势必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步伐。更为可怕的是，对未来就业者的心理预期和职业导向，将产生近乎灾难性影响。

之所以造成如此窘况，归根结蒂，就是共匪的用人和分配机制出现了重大问题，起码有本末倒置之嫌。首先，做为创造财富的产业，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况。产业是国家的脊梁，是支柱，推而论之产业工人就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一个国家的兴盛，首先是从产业兴盛开始的，科技、文教以及政府，都应服务于此，从而最大限度的推动产业产出，以保证社会积累逐年递增。那么，做为社会财富直接创造者的工人阶级，理应得到良好的待遇，当然了，待遇不光指钱财方面，还应具有与之相应的理解与尊重。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呢？做为基础产业的工人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经常会有大人这样教育孩子，“再不好好学习，你就当工人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无产阶级，不经意间成了二等公民的代称。看看工人们（垄断企业除外）所处的地位吧，原来所有的优越（公费医疗、福利分房等）都随风而去，如今：工资低，待遇差，住房无保证，医保是摆设，成了工人的“标准像”，更可怕的还有两个字——“下岗”！当然了，有人会说：企业效益不好，当然待遇不行了，可效益好不好，是由工人自己说了算的吗？那些国企“老爷”们，决策错了，还可以异地做官，继续挥霍，而工人们却要承受它们造成的恶果。有些人说了，这就是市场经济。没错，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抑或是农民都得接受市场调节，但唯有公仆例外，市场再怎么动荡，再怎么不争气，哪怕颗粒无收，哪怕企业倒闭，公仆们还会一分不少，照例拿了工资拿奖金，而且一直要拿到退休后还要高高在上，继续用退休前的职务为依据涨工资。

总之，共匪一日不除，工人地位一日就得不到改善，而技工则会逐步成为“濒危物种”，最后走向“灭亡”。到那时，共匪一贯向世人吹嘘的“世界工厂”恐怕将变成世界的“废墟”！果真如此，岂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