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家三代的血泪

我的家在四川某市的一个小镇上。1949年以前，我的家幸福祥和、充满田园风光。门前有条小河，清清的河水里一群群的鱼儿自由和游。屋前有一片小竹林，竹林中有棵高大的石瓦树，各种小鸟在上边唱着动听的歌。屋后有清凉甘甜的山泉水，还有一个小园子，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满园花香。

我爷爷忠厚善良，相信有神，与世无争，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奶奶是小脚，在当地算得上有风度的女士，小镇上的人们都尊称她厶姐，镇上人家结婚，多数都要请我奶奶去牵新娘。按镇上的风俗，只有人品好、命好、受人尊敬的女士才有资格去牵新娘。

我父亲是一个正直勤劳的人，不喝酒不赌钱，和我叔叔经营着一家小作坊。由于技艺和信誉好，在邻近几个镇的同行中，我家的生意是最好的。人们信任尊敬我父亲，推举他当上了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

我叔叔也是一个公正、会处事的人，他没有孩子，我从小就过继给了叔叔。母亲和婶子妯娌之间和睦相处，勤俭持家。我还有一个姑姑，做一手好针线活。我们一家是小镇上人们都羡慕的一家。

由于我家条件好一些，对乡亲们能救济的救济，能帮助的帮助，镇上过不去年的乡亲，只要找到我父亲就会得到我家的救济，有的穷人大年初一挑一担水到我家，叫金银水，我父亲就会给红包和过年食品。听母亲讲，乡下有个姓周的穷人和我家无亲无故，一个月就在我家白吃白喝九次。

父辈们的勤劳俭朴，使我家有了一些积蓄，按那时人们的观念，为子孙置家业，就买了地。第一年收成好，收到了租子，第二年天旱，免收租子，第三年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我幸福祥和的家从此开始了灾难。

1950年大祸从天而降，中共的镇反运动开始了。当时中共的工作组收集不到我父亲的罪证，就鼓动几个无知的小人作伪证，给我父亲栽赃两条人命。当时任职的乡长说了句公道话，说我父亲冤枉，第二天工作组就免去了他的乡长职务。镇上的人们也在背后议论这事不公。我父亲不承认，工作组就酷刑逼供，杀害父亲那天，工作组开批斗大会，鼓动狂徒们把我父亲的脚、手、腰都打断了，是两个人架着拖到批斗大会台子边的水沟里枪杀的。当时我哥哥十二岁，姐姐十岁，我六岁，妹妹不到一岁，爷爷和奶奶已是年迈的老人，全家悲痛欲绝。

我父亲没有民愤，完全是共产党一手栽赃挑起的仇恨。我长大后也得到一些证实。一次某支部书记和一个大队会计公开对我说，我父亲正派，是个好人。这两个人都是中共镇反、土改运动的骨干，当年发生的事，他们是清楚的。

镇反运动之后，紧接着在1952年土改运动又开始了。我家的财产全部被抢光，被褥、床、桌子、板凳都没留一点，衣服只剩下身上穿的。因为我们家的小作坊是当地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才给我们留下了房子。家里没有粮食，有好心人不敢进屋，偷偷扔进一点吃的。爷爷到乡下要饭，人家也是偷偷的给，要回来吃的，母亲、婶子就掺着桑叶省着吃。我叔叔白天晚上都被抓去批斗，工作组鼓动无知的狂徒们狠命的打，叔叔被打的全身是伤，往往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工作组还组织打封建，就是把划成地主成份的人，全家都拉去跪一排，让民兵们面对面朝我们头上方放枪，我当年六岁也和大人们跪在一起。记得有一个姓蒋的七十多岁的老人，脚是残疾的，狂徒们把他架着从几十步高的石梯上活生生拖下来，不久这个老人就被他们折磨死了。

土改后，叔叔找朋友借了点儿钱，恢复了小作坊，家里凑合着能生活了。

这样刚过了几年，1957年反右运动又开始了。给每个地方下了“右派”指标，不管什么情况，不管这个地方有没有“右派”，都得按指标抓出几个“右派”来。我们小镇的指标就落到我叔叔头上。当时，他们在我叔叔身上找不到半点“右派”证据，就威逼利诱一个犯了点小错误的饭店服务员，让她揭发我叔叔的反党言行，不揭发就会受到重罚，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这个服务员说我叔叔讲过“天上出七个太阳，西藏人会打过来”，仅凭此，我叔叔就被劳改了。最后死在监狱里。在搞我叔叔的伪材料时，学校老师让我与叔叔划清阶级界限，揭发我叔叔，当个好学生，当年我才十一岁，没被他们吓住，没干没人性的事。

我爷爷、奶奶，由于受不了两个儿子相继被害死的打击，加上中共人为造成的大饥荒，一年内先后离开了人世。我记得最清楚的，我爷爷那时瘦得只剩下骨头架，一点儿肉都没有了，不能坐凳子。爷爷安葬时，公社的干部故意把镇上的人集中去支农，不让人们来帮我家。

1958年，中共搞起了大炼钢铁运动。那时我十二岁，我们的教室搬到了炼铁厂的现场，半天上课，半天去山上担矿石，我要一次担不够四十斤以上，班主任就训我，对其它同学没这样要求。有一次刚下过雨，路上都是泥，很滑，又是坡路，我和一个同学抬一块很重的铁块，那个同学压得受不了，扔下扁担跑了，我却不敢跑，因为我要跑了，就会被扣上“破坏大炼钢铁”的帽子，说不定还会连累母亲，我就在那哭，后来校长来了，反倒把我训了一顿。这就是那时地主子女的处境。

1960年，大饥荒来了。因为那里中共对农民征收的公粮是无止境的，各级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都比着多交公粮，加上全民大炼钢铁，所有劳力都去炼钢铁去了，把农具都炼了废铁，种地的人少，粮食坏在地里也没人收，最终造成了大饥荒。我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天天哭，母亲和婶婶饿得浮肿，公社还要随时派苦工。我们当地饿死了很多人。

我叔叔被迫害死后，母亲更惨了，每逢有运动，就要抓我母亲去斗，每次回来都全身是伤。

我们镇是公社所在地，当时还没有通讯设备，公社有什么通知，传达什么文件，全靠人传递。这个苦差没人愿干，他们就让我家当义务送信员。特别是大跃进期间，一天跑四、五个来回，晚上二、三次，最多时，我家曾一天出动三、四个人去送信。晚上走路没有照明，全凭感觉摸着走，走的是爬山涉水、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我们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通知的地方少，我就和母亲做伴，我不愿让母亲拖着浮肿的身体一个人去，母亲也不愿一个小孩单独去。通知的地方多时，我和母亲各去几个村。大饥荒的时候，我饿得站不住，脚下没一点儿力气，一次公社人员拿来通知，要我马上送走，我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不想去，这个公社干部把我从街上拖着走了很长一段路，街上的人们背后都议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忍心……”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去送通知，要路过一个白天人们都感到阴森森的地方，刚到那，猫头鹰就在树上叫开了，吓得我和母亲不得了。其实这些通知，大都是要农民拚命干活，收集完成多少生产任务的数字而已，报上来的数字都是假的。一次因为我去的这个村没做准备，接到通知后他们才开会讨论上报数字，完全是先把数字报上去了然后再干活。这也不怪农民，因为下的任务太多，农民又吃不饱，根本完不成，干部们不报假又怕丢官，所以就一级骗一级。这就是共产党宣传的 “人民公社好”、“大跃进好”的农村真实景象。

后来，我家的小作坊也被充了公。除了哥哥继承了父辈的手艺，每月有点微薄的工资外，生活来源主要靠做一些临时性的杂活糊口，有菜吃的时候很少。因为给我们划成了地主子女的成份，我家四个孩子中，只有姐姐读到初中，我们三个只上了小学。长大后，我们兄妹四人都没给安排工作。三次来镇上招工的人都要招我，但当地就是不放。目的是留着我这个地主子女，他们可以任意派苦工。有一段时间，公路只通到我们镇，小镇便成了转运站，装卸的活很多，但不让我们干。为了生计，我只有外出打工，但当地不给开证明信。因为那时没有身份证，外出坐车、住宿都要证明信。使我们的生活寸步难行。一直到今天，我们兄妹四个都老了，都没有养老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

我结婚去镇上领结婚证时，他们不给办，说要先考验我一个多月再说，其实就是故意拖延时间，让我结不成婚。我的妻子快临产了，公社的妇联主任还让我妻子和我年迈的婶子到二、三里远的地方去抬一块大黑板。共产党搞计划生育也是毫无人性，我们镇上有个农村妇女，就快要生了，计生干部硬逼着她去流产，孩子被打下来时还是活的，医生倒提着孩子的脚，把孩子的头淹在一盆凉水里，活活淹死了。计划生育给我妻子造成了严重的妇女病，我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还要想法给妻子治病，当时为了护理她，我没在家，镇上组织下乡义务支农时我没参加，为此镇上就要停供我家的粮食。

中共害死了我的爷爷、奶奶，枪杀、迫害死了我父亲、叔叔，残酷折磨我母亲和婶子，也毁掉了我们兄妹四人的人生前途。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何止千万。共产党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共产党是祸根，没有共产党，百姓得安康。


玄二 写于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