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解读高智晟

2007-01-31 15:03 刚要发表我的文章，有朋友发过来张鹤慈的《高智晟现象分析》，朋友附言说，“张鹤慈的文章充满共产党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满篇共产党式的帽子和仇恨。张鹤慈竟然到这般歇斯底里的地步。张只能利用一个毫无出处的假货，利用中共卡住对方喉咙的时机，乘机捕风捉影地攻击诬蔑对方，由此可见张鹤慈毫不顾及道德和法理。令人不解的是，高智晟从没有冒犯过他，即便对民运策略和运作认识不同，张鹤慈不应如此自以为是，更不应语言如此下作。长期生活在自由平等国家，我对这种带有严重歧视的文章已经完全不能接受。”

我只能遗憾地说，张鹤慈老民运资格也好，张鹤慈所提到的丁子霖“天安门母亲”称号的“资源”也好，除了自己自毁形像可以将张鹤慈称之为“千辛万苦”积累的“资源”尽情“糟蹋”掉外，没有任何他人可以糟塌得了你自己“千辛万苦”积累的“资源”。

读过张鹤慈的文章，对党文化给人的心态和人格造成的危害感到痛心，我下面的正文也正是想同读者共同认识党文化是怎样从小扭曲我们。如果自己不努力自我清除，这种扭曲的心态会跟自己一辈子，且难免不时自我露丑，张鹤慈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由于我自己深受党文化的污染，所以总是自觉地注意自我清除，同时对别人身上的党文化也异常敏感，与朋友交谈时也常触及到这个话题。两年来，几个朋友常与我通话谈到高智晟，并且发问，高智晟为什么比我们干净，看不到他身上有我们这么多的党文化？

在与德国学者仲维光先生通话中，他也痛心地说过，他总是注意努力去擦自己身上的党文化，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擦干净的。他并在两次通话中不解地提到，“同是在中国这个党文化环境，奇怪高智晟受党文化影响却不那么严重。”

仲维光先生年轻时是中国科学院许良英教授的研究生，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极权主义问题并进行课题研究。一九八八年到德国后，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及其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经过长年的潜心研究，仲维光先生对党文化比别人有着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我相信，对党文化深有研究的仲维光，对高智晟身上没有那么严重的党文化的感觉是对的，他的感觉也具有权威性。

为什么同样的党文化环境却没有象污染我们一样污染高智晟？

我一直没有去细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网上沸沸扬扬地抛出“高智晟悔罪书”这篇中共自暴丑态的典型党文化产物后，才使我认真琢磨起这个问题。

我很快便明白，高智晟没有被党文化严重污染是因为他从始至终儿就没上过什么正规学校，他没受过党文化的长期教育，所以党文化在高智晟身上不象从小就浸在党文化中的我们那样根深蒂固。

稍微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长过程，就会清楚，我们从小学就开始被党文化严重扭曲。

在小学，小小年纪，为表现自己不比别人差，我们需要时时表现进步争取加入少先队。本应无忧无虑的孩子为此平添了多少的担心，焦虑，甚至自卑。入队只是“进步”的开始，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的班干部制度进一步使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平添多少争斗攀比之心。还有无休无止的各种无聊的红色经典教育，经常举行的隆重的队日，激昂动情的“少年先锋队队歌”，悲情痛心的阶级教育课……。这种共产党营造的早期革命启蒙教育的文化环境使本应纯真温柔的孩子们变得心红志坚。共产党式的爱憎分明，非黑既白的思维方式也从小时建立起来。

我不知道别的农村小学是否象城市小学一样有如此浓厚的党文化教育。但我知道，由于极度的贫穷和闭塞，高智晟小时候所在的陕北地区的小学完全没有这一套烦琐的党文化的熏陶。

１９７１年，我在陕北插队落户第三年时，正是高智晟七岁入小学一年纪的年龄。从高智晟文章的描述可以看到，他家乡村子的状况不比我插队所在的村子好。我所在的村子由于地处有河的川地（见注），属于陕北人普遍公认的富裕地段。但是，贫困的村民仍然没钱为自己的孩子盖像样的小学校，更请不起称职的教员。政府除了不忘年年向陕北农民重税征粮外，从不关心当地孩子们的教育。

这个曾经是司马迁故居的中周文化古地，竟然没有像样的小学校。

我们村的小学校是土坯垒成的只有窗洞的再破旧不过的一间房子，冬天冰冷难忍，夏天炎热难当，全村所有的孩子不管几年级都在这一间房子里上课。老师把孩子们按岁数分成几个不同程度的组，老师按钟点分组教孩子，教一组孩子时，其他组的孩子做作业。孩子们买不起课本，课堂上所教的东西全靠老师自己编，村子里能完成小学学业的孩子为数很少。我们公社其他村子的学校的状况也是一样的糟。多年来，我们村只能靠一个全村识字最多却白字连篇的婆姨做老师。我们知青到村子后，自然就由知青做小学教师了。

村民告诉我们，村子的小学校从来没有少先队组织，村子里的小学校更不需要什么班干部，孩子们没有高低等级之分，相处得自然和谐，这里的孩子生活在讲究厚德勤和的底层民间，养成的是和为贵的柔和的思维方式。

当城市孩子们浸浴在党文化中，接受着继承革命传统，爱党爱国的革命理想教育时，陕北的小智晟们浸浴在完全截然不同的淳朴的古地民风文化中，接受的是陕北当地千年流传的古训，耕读传家的教育。当城市孩子们要求进步要实现入队的愿望时，陕北的小智晟们要实现的是下一顿饱饭的愿望。党文化与黄土高原的这些农家孩子无缘。

城市孩子在党的怀抱中“幸福成长”，继续上初中、高中、大学，知识愈来愈多，党文化也愈来愈浓，心理、思想更是愈来愈扭曲僵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孩子更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滚过，练得志坚思想硬。农村的小智晟们在贫苦生活的切身磨难中，小小年龄就天然地生成了脚踏实地，勤劳隐忍，谋生养家的本能。

高智晟十岁时父亲去世，十一岁时即带着弟弟漫山遍野采集药材卖钱养家，并自学完成小学。之后，小智晟又以超常的毅力，每天来回走二十里山路到离家十里远的山上中学读书，在母亲的苦苦支撑和协助下，小智晟三年完成学业，成绩年年都在前三名，并以优异成绩考上县重点高中。因为贫困交不起学费，高智晟只好无奈地再次面对人生打击，于十六岁远离家乡去小煤窑打工独立生活，由此也免受了党文化的污染。二十一岁时，高智晟终于当兵进入了党文化的环境里。

在部队三年中，高智晟先当司务兵，后做司务长，在这个需要处理许多具体琐碎事务的岗位上，高智晟胜任有余。整个童年的苦难承担，层出不穷的的逆境阅历，使年轻的高智晟非常向往部队有饱饭吃的稳定的生活。三年努力，高智晟再次遭受打击，听到复员消息后，高智晟鼻腔突然出血蹲在地上，高智晟为失去这稳定的生活遗憾不已。这三年部队生活是一直挣扎在底层，感情、性格和思维方式已定型的高智晟接受的最正规的党文化教育。

部队复员后，成年的高智晟从此走上卖菜为生，自学成才的道路。随着自学成才的知识积累，高智晟的思想日臻深刻成熟，人格日趋完整。这思想性格的奠基归于高智晟的正直博爱的母亲的言传身教和民间的厚重的文化。

那闭塞的中周古地厚重文化对高智晟的蕴育，积德行善的母亲对高智晟的言传身教实在是刻骨铭心。

陕北高原虽然闭塞，但是这闭塞的环境却使陕北保留了其文化的厚重，民风的正直质朴。共产党对陕北文化的破坏是严重的，它盗用和禁止陕北民歌，限制百姓只能唱中共盗用制作的陕北民歌，不许唱民间自然产生，长久流传的农民自己的民歌。共产党虽然禁了陕北民歌，却禁不了那中周古地千年形成的语言文化和当地农民为人处世的古老哲学。

７０年代初，我在陕北时，发现当地农民在日常用语中大量使用带有古代遗风的，正规准确的，文诌诌的，古语化的大词汇。他们是文盲语不盲，农民的口头生活用语明显文字书面化的现象常常把我们这些刚到陕北的北京知青逗得大笑不止。当我把陕北农民的语言现象告诉对古文化深有研究的父亲时，他说，陕北那个地方由于闭塞，还大量地保留着中周音和古文化。

记得有一天，我和一个知青站在地头喊远处坡上的另一个知青，可是那个知青听不到。村里的一个老汉叼着烟袋锅走过，顺便好心地招呼我们说道，“女子，要鼓劲呐喊哩！”我们被这破衣滥衫的老汉嘴里吐出的“鼓劲呐喊”的文诌诌的词逗得大笑。老汉不解地看着我们，摇摇头，又一个书面用词脱口而出，“不知规程的女子！”

年轻时不能体会那古朴的中周文化语言，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自是回味无穷。听这些朴实的农民聊天儿就象置身于唐宋年间学府里的莘莘学子之中，只是没有了附庸风雅的矫揉造作，有的是陕北民风那种特有的习惯用大词的文字化口语所产生的庄重沧桑，豪迈大气。

北京知青说“特喜欢”，村民说“酷爱”。北京知青丢了东西说“丢”，村民说“遗”，北京知青说演员“演”的角色，村民说“饰”（发音Ｓｉ）。“看”场院农民叫“照”。北京知青认为应说“照相”时，村民说“摄影”。农民称老玉米为苞谷，土豆为洋芋，香菜为芫荽。队里的钱粮帐务叫“经济”。家里盖房叫“建设”房子。半导体收音机出了毛病，我们说“修修”，农民说“配置配置”。给下乡干部派饭，队长说，“我给你动员饭去。”就连称呼未婚的女孩为女子，结婚的女人为婆姨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称呼。

我们知青和村民双方用词的巨大差别使农民不耐烦地说，“这些北京娃满是些生葫芦，说话草得一句都解（发音ｈａｉ）不下（发音ｈａ）。”

还有村民那些日常处事、立身的准则，重义讲德的做人道理也是那么古老厚重。那些至理名言在这些贫穷的，不识字的农民中间口口相传，使他们的语言更加庄重沧桑，豪迈大气。“厚德载福”；“勤和家兴”；“家声益振”；“读书明理”；“做无品官，行有品事”。这些代代相传的古语名言表达了当地农民对道德家庭的重视和对男耕女织、耕读传家、读书明理的简单生活的向往。

陕北几千年形成的古老文化生动地体现在村民的语言表达上和行为准则中，这些古老文化蕴育出了高智晟的人格魅力。

高智晟的讲话和文章中散发的民间才有的柔和人性，以及陕北民风文化的庄重沧桑，豪迈大气，使我们这些厌恶党文化的人们耳目一新，同时对高智晟没那么多党文化惊奇不已。

是陕北的古老质朴的民风，是陕北百姓的正直朴实的立身处事的哲理，是陕北的厚重文化的浸浴，是高智晟敬佛行善的朴实博爱的母亲的言传身教，蕴育出了高智晟这位具有人格魅力的维权运动领袖。

但是，重义厚德的高智晟的思想真正地深化是他成为律师后，当他看到并切身体验到中国黑暗的司法机构，腐败的，胡作非为的政府官员，黑社会化的警察行为之时，高智晟这时才真正对中国的社会黑暗有了深刻的理性认识。特别是他接触到法轮功的案子，他的震惊更是难以言表。原本没受过党文化严重污染的高智晟这时才从一个普通的有良知的为百姓维权的律师成为一个思想深刻，大义大德的维权领袖。

高智晟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了自己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对独裁政府杀人恶行的愤怒，同时，高智晟用他的精湛的法律知识通俗地对政府正当行为进行正确诠释。高智晟的这些文章带给人们深思和共鸣，“政府不做事是对公民最大的善举”；“‘中央批准的’是个什么判断标准”；“有谁战胜过人性”；“如此对待纳税人禽兽不如”；“这个政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杀人”；“每个案件背后的制度问题”；“中国律师的悲哀”；“律师的使命”；……。

我们从高智晟律师近两年来的近三百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思想的飞速深化，看到他完整人格的形成。

高智晟的挚友，被国保非法拘留了五个月的赵昕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３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对高智晟的人品做了非常贴切的描述，他说，“高智晟是一个心地非常柔软、善良的人，……他是心地很善良、高贵的人。”

柔软、善良的人格正是没被共产党扭曲僵化的百姓原有的本性。在中共五十年铺天盖地的宣传误导和狼性教育下，在党文化无处不在的环境中，在人人被党文化污染的人群中，人们份外喜爱高智晟这样有着柔软、善良、高贵的自然本性的人，因为人们渴望干净，人们既渴望干净的环境，又渴望干净的人。

然而，高智晟对朋友、亲人、百姓的柔软、善良，并不等于高智晟对邪恶的强权势力软弱依附。相反，在普遍奴性的环境中，高智晟对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府和杀人的中共独裁政党表现了超强的的对抗毅力。

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后，高智晟从２００４年底到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天天时时受到数十名恶警的迫害和折磨。中共使用了断人生计，跟踪围堵，挑衅侮辱，暗杀暴打等一系列时刻不停的迫害威胁伎俩对付高智晟律师。有经验的国保便衣认为一般的人几个星期就会软了，但是他们估计错了。高智晟不但没软，还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见记者，写文章，不断地坚韧地抗争着。

旮旯劳种的好糜子，山沟里出的好娃子！二十几年的苦难和逆境把个陕北娃子练就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一年零八个月的迫害抗争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高智晟律师的思想，品行，人格，以及他对抗黑社会式的司法制度残酷迫害的顽强毅力。

高智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中共怕死了这个思想自由通畅，意识独立的陕北汉子。中共直到现在还在用严密封锁，看押的形式对高智晟进行消声，这正表明了，高智晟的人格魅力对民众有多么大的影响力，高智晟的声音对中共政权有多么大的震撼力。

在此，我用高智晟“致世界法律大会中国代表的公开信”的结尾做结尾，让我们都记住“你我共同的责任”吧，在高智晟被中共非法拘押绑架的时候，与高智晟站在一起，象高智晟那样发出自由的声音吧！

“正因为见证了这些苦难，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建设法治中国，任重而道远，这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请切记我们对这个古老民族应有的大义，去思考会场外我们民族中的许多同胞因为腐败的司法而正在经受的苦难，去作出符合身为这个民族一员的思考和行动，历史正在公正地纪录着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注：陕北统称黄土高原，但又有沟、川、塬之分。两山之间的窄处为“沟”，两山之间宽阔地带，又有河流，可以种植稻米蔬菜的地方为“川”，山顶部是塬。陕北老乡说的一马平川则指的是塬上，在塬上看去就象个大平原，长可延展二十几里，宽也可达三四里。但是塬上的生活最苦，因为无法打井，没有水。

□　寄自美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