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孟浩然

2007-01-03 19:49 孟浩然（公元 689─740），是盛唐时期与王维齐名的大诗人。他与王维合称“王孟”，是唐代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大多以写隐逸和田园生活而著称，其清淡、自然的诗风在唐诗中独树一帜，“匠心独妙”[1]，“神韵超然”[2]，格调甚高，颇受后人推崇。他的许多诗“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3]，“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4]。换句话说，其高妙之处来自内心的修为，与文字笔墨的巧拙无关。

他的《秋登万山寄张五》即具有上述特点。全诗情景交融、浑为一体，情飘逸而真挚，景清淡而优美；他的《夏日南亭怀辛大》，极富于韵味而被“一时叹为清绝”[4]，且诵读起来“有金石宫商之声”[5]；他的《题义公禅房》情调古雅、潇洒物外，手法自然明快、词句清淡秀丽；《送杜十四之江南》一诗，后人誉为“与其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6]；而《渡浙江问舟中人》则被苏轼评为“寄至味于淡泊”[7]；他的《晚泊浔阳望庐山》，色彩淡素、浑成无迹、“一片空灵”，后人叹为“天籁”；他的《过故人庄》“淡到看不见诗”[8]，“篇法之妙，不见句法”[4]，把艺术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至于他的《春晓》，是任何一个稍稍读过几首唐诗的人都会背诵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千多年来，人们传诵它、探讨它，似乎这短短二十个字中有着不尽的艺术宝藏。诗人情入于境，深得大自然真趣和神髓。此诗是最自然的诗篇。反复吟诵，不免让人慨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孟浩然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之家，“家世重儒风”，世代读“诗”、遵“礼”，总是以“君子当自强不息”为勉。并且孟浩然在“词赋”方面的造诣很高[9]。在40岁以前，他一直在襄阳砚山附近的涧南园过着隐居生活。后来上京投考落第，游吴越后再度归隐并投入修炼的生活中。除了晚年在朋友张九龄帐下作过几年官外，他的一生都是在隐居中度过。他特别喜欢山水，游览山水、陶冶性情是他一生中生活的基本内容：住在左右空旷的林野中，听不到城里那种喧闹。在北边的山涧旁钓一钓鱼，打开南面的窗户听一听樵夫们打柴时的“樵唱”。把隐居中心里的想法写下来，找那些善于静思的朋友讨论；在白云飘浮的山上，隐者自我怡悦，登高望远、心境随着远飞的大雁渐入空寂。他对陶渊明特别崇拜，认为陶渊明式的隐居是高雅的林园生活；躬耕垂钓，自逸自足，饮酒取乐，趣味盎然。没有俗人来打扰，培养着古代高人雅士的高风亮节。此外，他还一直像古代隐士那样读书、练剑，书与剑相伴了他几十年时间。他也偶尔种一点菜蔬、培植一点竹木园林，但目的主要是蓄养自己高尚的气质[10]。

孟浩然四十岁时进京考试，与一批诗人赋诗作会。他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两句诗令满座倾倒，一时诗名远播。当时的丞相张九龄和王维等爱诗的京官都来和他交朋友。郡守韩朝宗先向其他高官宣扬他的才华，再和他约好日子带他去向那些人推荐。到了约定的日子，孟浩然和一批朋友喝酒谈诗，很是融洽。有人提醒他说，你与韩公有约在先，不赴约而怠慢了别人怕不行吧。他不高兴地说，我已喝了酒了，身心快乐，哪管其它事情。一个求仕的大好机会失掉了，而他事后也毫不后悔，其“好乐忘名”的程度实在让人感叹[1]。

这件事情除了表现出他放任不羁的性格外，恐怕也隐含着他的自信：觉得自己用不着别人推荐，凭真本事也一样能平步青云。然而，进士考试的结果一公布，他却出乎意外地落了榜。这一打击对他来说是特别地沉重，因为他曾经“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11]，学得满腹才华，又得到王维、张九龄等大诗人和大官的宣扬、延誉，已经在京师颇有诗名了。这一下真是“抬得高，摔得痛”。他在懊丧之余想给皇帝上书，但又犹豫不决、左右徘徊，满肚子牢骚不知向谁去发。在这种复杂的心绪中，他写下了《岁暮归南山》一诗：“北阙休上书，南山归蔽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表面上他在诗里一连串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层的怨天尤人：“你还向皇帝上什么书啊，还是早点回你那个破房子里去吧；你没有一点才能，圣明的皇上当然要把你抛弃啦；一身毛病，朋友也都疏远你了，真是穷途末路啊；头上都生白发了，求仕心切偏落榜，连美好的春天也都把人往老迈、死亡上推！这排遣不去的愁绪弄得人一晚到亮睡不着觉，而松风明月还偏偏越窗而入，把院落和寂夜的空虚带到已经很空虚的心上！”

据说孟浩然曾被王维邀至内署，恰恰遇到唐玄宗到来。玄宗向孟浩然要诗看，孟浩然就读了这首《岁暮归南山》。玄宗听后很生气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12]看来玄宗还是从他那含蕴婉曲的语句中听出了他满腹的牢骚和抱怨，并且认为他在“诬”自己，因而龙颜不悦。不用说，一个最好的、可能得到皇帝赏识和直接提拔的进仕机会又失掉了。

这一个沉重打击成了他思想上重大转折的起点，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把他猛地推到了决心长期归隐的心境上去。他决定离京，先到江南游览一遭后便回家过隐居的生活。他在离京时留了一首诗给自己的好友王维，以沉痛的语言、怨怼的情怀、辛酸的眼泪描述了自己亲身体验到的世态炎凉、人情似水的滋味，感叹知音太少，表达了自己坚决归隐的决心[13]。

他畅游了江南(吴越两地)的许多名胜，特别是隐居胜地。由于高才落第而来的不满和灰心丧气，在这些隐居先贤们的历史遗迹中找到了最好的安慰；反过来，对隐居先贤们的缅怀和赞叹，又加强了他对隐居的向往和决心。开始时剧烈的矛盾冲突仍然难以放下，心中充满迷茫、看不见前途、惘然如有所失；但想到隐居的先贤们，特别是东汉隐士尚长(“尚子”)和东晋高僧慧远(“远公”)，他们是自己早就一直敬仰和爱戴的出世高人，于是禁不住要向隐居的隐士、高僧们吐露自己的心曲：我早晚一定要来与你们共享山林隐逸的雅趣！当船泊浔阳、远望庐山，“远公”当时居处“东林精舍”的钟声在日暮中传来时，他又回忆起远公的事迹，心中升起对高僧的景仰和缅怀；他对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避世而携家隐居鹿门也是十分景仰，概叹其“隐迹今尚在，高风邈已远”；在他看来，隐居是洗掉“尘虑”的最好办法[14]。

然而，隐居对于许多隐居者来说都不是脱离尘嚣的终结，而只是跳出红尘的起点：一旦隐入山林、远离尘嚣，常人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时，修炼的巨大吸引力就可能把隐居者进一步变为一个修炼者。而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往往是对世间的名利声荣等“身外之物”逐渐失去兴趣，这也是孟浩然自己体验到了的：我现在只想过耕耘自足的农夫生活；只要有酒喝，谁还想世间名利啊！我宁愿与水鸥玩耍、与江燕为伍，作一个自由“狂歌”的“竖儒”，也不愿作巴结权贵、趋炎附势那些令人感到羞愧的的事情[15]。

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更美好境界的不断追求。厌世和离世的思想就是通向修炼和“返本归真”最自然的阶梯。孟浩然开始赞誉修炼和修炼人：“像庄子那样的‘傲吏’决非平凡之人，世间的名士、‘名流’应该是那些修炼界的‘道流’”；“有谁不仰慕那些成道的神仙呢？”并且他还广交修炼界的朋友，谈到他们时也总是带着崇拜的口吻：“我那位‘家在鹿门山’的朋友，手中拿着白色的羽毛扇子，脚上穿着青色的芒鞋，经常在山涧的水边悠游”；在陪李侍御拜访聪禅上人时，“我看到石头砌成的房间里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而禅师的绳床上却有一只老虎正在睡觉。”“太一子是一个在天台山修道的朋友。他住在‘赤城’附近，每天‘餐霞’食气，不食人间烟火。”“我曾经亲自去天台山拜见他，得知他经常在鸡鸣日出之时与仙人相会。他虽住在赤城中，但逍遥自在、随意遨游于白云霄汉之间。连他居处的莓丛和苔藓一类植物都与人间的不同，而瀑布则是他与尘世隔绝的界标。我真想永远悠游于那样的境界中啊！”[16]

孟浩然40岁以前都在隐居中度过，读书练剑，心境闲散，没有什么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四十岁时进京赴考，先是被众人大捧了一番，弄得有点云里雾里的之后，又突然给摔下来，一个接一个的大挫折。这种心理和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必然导致身体上的失常。而且按中医的说法，六淫病易去，七情病难医。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是个特别多病的人[17]。任何一个有病的人，特别是多病或有大病的，在初入道时都有强烈的袪病的愿望。孟浩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他曾提到去山洞里探查“石髓”和到山崖上采集野蜂蜜的事情。“石髓”是当时的道家弟子喜欢的一类丹药，据称服食了高级的“石髓”可能使人立即飞升。野蜂蜜除了本身可以强身健体外，还是许多丹药的药基(内含大量“蜂王浆”)。他还不只一次地提到采“芝草”的事。“芝草”俗称“灵芝”，包括菌灵芝和草灵芝两大类。菌灵芝对调整身体机能的平衡有很大作用，而草灵芝则据称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甚至起死回生。由此看来，他采到的大概都是菌灵芝，否则他的身体早就没有任何疾病了。另外，他还提到希望向一位道人学习“炼丹液”的方法[18]。

孟浩然有许多道家和佛家的朋友，因此佛道两家的思想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入道过程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个对修炼的认识逐渐提高的过程。从道家这一方面来看，他开始只是有“去烦恼”、学“长生道”的愿望，这也是常人这一层次中最容易看到的修炼的神奇之处；他也谈到了养“浩气”、利用“五行”理论的辟谷，并进而“养恬素”，一个人白天独坐冥想，以此领悟修炼的道理；最后他谈到了“玄妙理”和“坐忘心”。他曾经想作一个“羽人”。直到晚年，王昌龄来拜访他时，他还提到自己喜欢看“神仙”和“山海经”之类的道家书籍[19]。

然而，他在自己的诗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湛禅师”对他走入佛教修炼的影响：我从小就听说过“无生理”，因此一直想知道自己生生世世的事情。但在尘世间的生活中很难兼顾到自己内心的愿望。直到晚年决心长期归隐后，才偶然与禅师交友并经常来往。禅师可怜我苦海无边，以我能接受的“方便”说法为我解迷指点。又进一步给我讲解“微妙法”，在我心中植入“清净”的种子，使我顿然了却“烦恼”的侵扰，对山林苦修产生了深情。我早晚向禅师请教自己心中的疑虑并通过讨论明白了越来越多的修炼之理。禅师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修养高超而绝妙，实在令人惊叹。禅房常闭，保持着“虚静”的气氛。周围栽的花、种的药草四季常青。在一块平坦的大石上弹琴和写作，任凭飞瀑落泉的水花飘洒在头上和衣服上；有时和“法侣”们相逢，通宵达旦地讲道谈玄，那是因为自己平生对“真隐”的羡慕和追求、整天探求“灵异”现象的原因[20]。

我们虽然不能肯定他曾正式投师佛门、有过什么皈依仪式，但从他留下的诗中，我们确实发现他曾两次称佛教僧人为“我师”，并称一起讨论佛理的佛教徒或者居士为“法侣”，甚至称拜访佛教僧人时所用斋饭为“法筵”。这些称呼都不是一个只对佛教有兴趣的局外人可能使用的，况且还是郑重其事地写到自己的诗中，让普天下无人不晓(他的诗流传很广，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21]。并且，他在一些诗中确曾表达了自己愿意、甚至决心皈依佛门的强烈愿望：“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22]。

更为重要的是，“修炼”是修人的心，完全与“皈依”之类的仪式无关。任何人只要能依照正信、正念和正的法理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改善自己的言行，他就已经在修炼中了。当然，许多真正修炼的人会随着自己心性的升华和对法理认识的不断提高而产生某些超常的功能和体验(现代研究者称为“宗教体验”)。从孟浩然的诗中我们发现其心性的变化以及超常的功能和体验也是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而明显地在变化着：开始时只是对法理的理解加深了，体会到舍“尘念”、“合真如”，世间“一切是虚假”；随着长期打坐，特别是“闭关”静修，天目渐开，眼前有一些异象出现，初次体验到“静者妙”，但还不能看到另外空间中完整的信息[23]；当天目完全打开时，完整的、多生多世的信息蜂涌而入，令人应接不暇：自从自己生命产生以来已经许多劫了，有时看到往世事情，就像回忆儿时在沙滩玩沙一样。看到自己善行而生功德，更加坚定了修炼的“道心”。静坐中自己向各层天界靠近，空中弥漫着天花散落的异香[24]；当定力进一步加强时，整个身心和静中所见境像融合一体，能体悟到玄妙的法理，但却很难再用语言来叙述，进入了“忘言”的境界中；此时外尘已经很难干扰，打坐中听到“猿啸”也不分心，反而使“尘外心”更加清净；看到修为很高的高僧，会看到其“莲花”一样“净”的内心，知道其“不染心”一尘不粘[25]；天目用久了，便不再觉得新鲜，也渐渐地没有了对于“看”的执着。再加上对“无为”的深入理解，希望“观空”而对“有形”的境像渐生厌倦；此时只想把身心置于一无所有的“虚寂”之中，保持心境永远“闲和”的极高境界[26]。

李白在他的《赠孟浩然》一诗中尊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并具体描述了自己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以至于崇仰之情：孟夫子风流倜傥，天下闻名，真让我爱慕不已。从青春焕发的少壮时代直到须发批霜的晚年，面对达官贵人豪华的车马和堂皇的冠冕，他都能放下仕途而取隐遁，去与松风白云相伴，过高人隐士的生活，表现了自己的高风亮节。在皓月当空的清宵，把酒临风，常常喝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留连忘返，连皇帝老子的事情也提不起兴趣来；他那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高尚得有如高山一样，甚至高到无法仰望的程度，只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人品作揖而拜，聊表我崇敬仰慕之情[27]。

李白自己也很喜欢求仙问道和隐居，是个狂放不羁的“谪仙人”，曾经“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28]，而他对孟浩然的尊崇，正是表现了这两位朋友之间思想感情的高度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