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专栏】林中之彪意难定 折戟沉沙世界惊(上)
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23)
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全国是为了取得其对政治和文化上的绝对领导权。从文革浩劫初的红卫兵无法无天的在学校杀教师,杀学校领导,夺去了学校的领导权,演变为1967年1月在上海暴发的所谓的“一月夺权风暴”,一场邪恶的夺权闹剧在全国先后上演。
经一年零八个月,到1968年9月时,中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大权先后被各地的所谓的“造反派”夺了权,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标志着共产邪灵附体以炎黄子孙的鲜血血洗了华夏大地,其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得到了加强。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使共产邪灵附体以炎黄子孙的鲜血血洗了华夏大地的罪行在人的这层表面空间的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内以集体犯罪的形式得到了认可,也就是说,文革浩劫中,不论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中共要员在共产邪灵附体操控、利用下犯的罪行,还是中共和中共其它组织基层的人员所犯下的罪行,除其中的成员个人所犯的罪行个人得依法伏罪外,对于中共和中共其它组织本身所犯的罪行,凡是中共和中共其它组织内的成员,都难以说没有关系,在法律的层面上,都难以说没有罪责。因为你既是它的一员,它干的好事、坏事,犯下的罪行,你就有承担其后果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一方面来看,在彻底解体清除中共和中共其它组织之前,自己退出和劝人退出中共和中共其它组织是自救和救人的大好事。
在所谓的“九大”上,共产邪灵附体宣称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1970年初开始的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由中共中央直接发动和领导,利用公检法机关的组织形式,以国家机器直接参于残害民众的暴行,在全国范围内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了又一场反天理、反人性的迫害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运动中,至少造成十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直接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万人。这是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在用民众的鲜血来巩固其领导权,是共产邪灵附体本质的暴露。
共产邪灵附体在组织外的无休止的杀戮,必然在其组织内引发反应,使内部的相互残杀出现新的格局,又将有一个多头恶龙中的一个头所操控的人遭报而被赶出局,这个人就是林彪。
林彪本名是林育容,林彪这个名字是他自取的,“彪”字意指小老虎,又比喻身材高大,有威武勇猛之意。但是林彪的身材并不高大,外形也很难让人产生有威武勇猛之意的印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一直伴随林彪一生。
林彪和林立果
在1949年中共非法建政前,林彪有两件事是广为人知的,一是在抗日战争中,于1937年9月,时任中国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的林彪,指挥部队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一带的蔡家峪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伏击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虽然这场胜利并非中共吹嘘的离了谱的什么大捷,而是位于平型关一带的“蔡家峪伏击半徒手小股辎重日军得手的小战”,歼敌400名左右,缴到了日军不上100条的完整步枪(彭德怀语)。但是,这毕竟是一场抗日的战斗,林彪也因此而出名。
二是在中共非法挑起的内战中,于1948年,林彪指挥共军围困长春时,惨无人道的不让长春老百姓从城里逃生出来,造成两个月之内就非正常死了二十多万的无辜老百姓,如此滔天大罪,留下的是千秋骂名,罪业缠身。以致怪病不离身。
在1949年中共非法建政后,林彪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手段,在共产邪灵附体造假神的运动中,扮演着超级吹鼓手的角色。在毛泽东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失败,造成四千多万饿殍尸体遍布中华大地的时候,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共全国三级共干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极权地位遭到因此罪而遭到动摇时,林彪却说出这样的话:“凡是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地方,就无往而不胜,凡是损失严重的地方都是不听毛主席指示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是:凡是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地方,就无往而不败,凡是损失严重的地方都是听了毛泽东指示的结果。林彪的这种正话反说手法,既为他能爬到仅次于毛泽东的高位提供了条件,又为他最终葬尸荒沙埋下了伏笔。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16日刚刚通过臭名昭著的“5﹒16通知”,5月18日,在同一会议上,林彪就发表了令毛泽东心生疑惑的被称为“政变经”的“5﹒18”讲话,这篇“政变经”,用林彪的话讲,是“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的产物。这个产物,因为不是一般事先可能有许多掩盖、修饰的讲稿,表露了林彪内心深处有搞政变,从毛泽东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欲望,这也是共产邪灵附体组织邪恶的运行机制的一种表现。文革浩劫中,毛泽东利用了林彪的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林彪也从中取得了在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内坐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他们之间互相利用的利益空间一旦基本确定,他们之间受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互相残杀的本性就会表现出来。
在所谓的林彪事件中,陈伯达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角色,1970年8月中共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与林彪的深层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一开始,毛泽东先拿与其共事30多年,不经意中,却靠近了林彪的陈伯达开刀,杀鸡给猴看,但是,他面对的不是一只猴,而是一只彪,所以收效甚微。
毛泽东对林彪说:“陈伯达带头闹事,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而林彪一听,就知毛泽东是在指桑骂槐,说的就是他林彪,这算是初次摊牌,
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一是刘少奇惨死在国家主席任上,他不愿意去填这个不吉利的凶位,二是他不愿意林彪接这个位,给他造成更大的威胁。
毛泽东反对天才论,则是共产邪灵附体反天、反宇宙的邪恶本性的表露。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的书,怎么是天才?历史上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巨人和伟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
毛泽东说他不是天才,此话倒也不假,但他说:历史上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巨人和伟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这句话,作为人来讲的毛泽东,只能说他是孤陋寡闻;对于操控毛泽东的共产邪灵附体来说,则是用心险恶。大家知道,人类社会正的宗教都是以信仰正神为基点、为其根本特征的。这些正神以人身下世度人时,也有过以人身显神迹的记载。在人的眼里,他们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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