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腰为何挺不直?
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为什么?一个访美的亚洲官员回国后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这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我没有去过美国,不知道这位官员讲的是真是假。只听说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都这样,见了官员不仅不点头哈腰,有时候不高兴了,还可以指着官员的鼻子骂上两句。
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何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们就不怕惹官员大人生了气,背后给一双水晶小鞋穿?
最近看到大陆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出外考察回来写的观感,多少明白了一些其中的奥秘。
这位学者讲,他在国外问过许多农民相同的一个问题:“假如农会不给你贷款,腐败了,你怎么办?”他们回答:“不可能的拉。”又问:“就是腐败了,你怎么办?”农民说:“那我告到法院去。”他接着问:“法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被问的农民感觉这问题很荒唐,放高声音答:“不可能啦。”再问,农民答:“那我找区议员,他会去指责法官。” 这位学者不依不饶,仍追着问:“区议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这回农民被问急了,在说完“不可能啦”之后,紧接着补上一句:“那我下次不选他!”
原来,选举权象一条栓马的缰绳,任什么样的劣马或烈马被套上这缰绳后,都只有乖乖地为主人服务的份;而人民手里攥着这条缰绳,自然趾高气扬腰板挺得笔直了。
范学德先生在美国生活有年,他有一次回国探亲,与母校的同学老师叙旧,当有人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的回答同样给我启发。他是这样记述的:
“1997年夏天,我回国探亲,其间,回了一趟母校吉林大学,看望了一些哲学系的同学和老师。有一天,七七级的几位学长请我吃饭,当时,高清海老师也在座。高老师曾经担任过吉林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而那几位学长,有的是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有的是哲学系主任,等等。吃饭期间,几位学长问了我一个问题:老范,你到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想了一想,我回答说:自由与尊严。我切实地享受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我说,很惭愧,这些年来,我在学术上一无所长,事业上一无所成,但是,我却深深地感到了一点,我是一个人,我是作为一个独立而又自由的人而有尊严地活着。我想说的话,我就说,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话是否符合美国政府的观点,也不在乎总统说了些什么, 更不必为了保持正确,说违心的话,去迎合谁的说法,也不必违心地检讨自己的内心。
我说,这些年来,我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像你们这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但是,我很知足。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的尊严却得到了尊重。我说话办事,不必违背自己的良心,不需要委屈自己对上卑躬屈膝,低三下四。那些政府的官员,他们不标榜自己是社会公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把公民放在眼里,不然,他们就得走人。他们做点好事,那是他们份内的事,我不必对他们歌功颂德。反过来,他们要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哪怕是在背地里干的,也要被揭露出来。”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事却呈现一种完全相反的秩序:人民手里没有选票,官员完全由“上面”任命。依照“谁给官帽为谁服务”这一放之全球而皆准的原理,中国官员们见了人民吹胡子瞪眼,见了上司点头哈腰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所以一切的一切在我们这里就颠倒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腰板挺得直直的,如今却弯着腰弓着背;官员是人民的仆人,本该在人民面前毕恭毕敬,如今却耀武扬威起来。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件事:有个英俊少年,听到老百姓受官员欺负的事很生气,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个为民请命为民鞠躬尽瘁的官,可是有人问他:如果你的上司是个欺压百姓的坏蛋呢?这个少年答:我争取当他的上司,他不听我的,我就把他开了。又问:你当了大官,可是大官头上仍有大官,他也是个恶官,你该如何?少年答:那我当最大的官,让所有的官都听我的。
明眼人一定看出来了,这是人治社会下典型的思维模式。也难怪,整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生活在其间的人不如此思考问题又能怎样思考问题呢?
从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一件事:中国人,除了金字塔顶那个“万民之主”外,腰基本上都难伸直。
我们从基层说起,村长大人在村民面前腰是直的,可是见了乡长腰就得弯下来;乡长大人在村长面前腰是直的,可是见了镇长腰就得弯下来……我们顺着金字塔的阶梯往上看,无论哪一级的官,他在部下面前腰能挺直,人模人样的,他在上司面前腰就弯了,如同一只可怜的狗。
泱泱13亿人的大国啊,只一人腰是直的,可悲可叹!
13亿中国人,什么时候见了官员能理直气长说一声:“我是纳税人,你们是靠我养活的”?13亿中国人,什么时候,哪怕一个捡破烂的,也能把自己的腰挺得直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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