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狮的惊醒－－－来自第三届中国导演年会的呼声

2006-10-16 09:03 作者:王童 1999年度华表奖在亚运村国际名人大酒店颁奖的次日，该酒店又迎来了一群名副其实的影界名人－－参加第三届中国导演协会年会的导演们。用会长吴贻弓的话来说，这些导演们亳无疑问是中国在影视创作中属中流砥柱的一个群体。本届导演年会的召开更是在影视界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性的局面下召开的，大家除了对国产电影的生存有些忧心忡忡外，也探讨了一些有关创作、制作、发行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据美国一家权威机构调查表面，在下一个世纪，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影片的发展趋势有上升的可能，票房也将是可观的，唯中国等一些国家可能继续出现下滑的状态。不管这种预测准确不准确，中国的电影界所面临着“入世”后的濒危现实则是谁也不能迥避的。吴贻弓说，中国导演协会自1993年成立以来，一直处在“睡狮”的状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活动经费的拮据。此次多亏派格公司慷慨解囊每年资助该协会10万元人民币才将活动搞起来，但既便如此，运作起来仍旧是捉襟见肘，如会后的自助餐，酒水还要会员自付。常务副会长谢飞介绍说该协会
原本是挂靠在广电总局社会司的，后因其社会团体的属性改挂在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届导演年会首次吸收了一些电视剧导演入会，也逐渐体现出二者合二为一的色彩，同时电视剧的创作也将为前景未卜的电影导演们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空间。
如何面对市场，如何繁荣民族影视业的创作，如何合理地进行电影审查，都成了这次年会探讨的主要话题。吴贻弓在开场白对此也讲得很清楚，找到影视作品和市场的一个交叉点，尽快的使我们的影视业走出低谷，走向复苏。他同时强调指出，中国电影在三十年代是产业化的，因而那个年代电影创作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后来电影被提高到所谓“重武器”般的教科书的地步，电影创作的道路就出现了一些曲折，虽说这也不能完全怪谁，但电影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必须要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进而进行自我突破。导演协会在这个时候召开第三届年会，也就是要更多地听到大家对当前电影和未来电影的看法，进行一下客观的、明智的对自已工作的评价。

话题之一：如何面对市场
这个话题恐怕是人们探讨巳久的了，同时这也是个世界性的电影主题。以这次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韩国电影周为例，每场影片结束后，在场的韩国留学生就不失时机地秉承韩国电影代表团的旨意，向每位观众发放调查问卷，问卷上写着：你觉得本部电影有没有观看价值－－a 非常有价值。 b 比较有价。c 一般。d 没有价值……。这种不失时机地向人们推销自已国家影片的作法，或许也能给我们一些借鉴。从大局上看，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不小，有消息说，韩国人的民族凝聚力由此反而加强了，夫妻间的离婚率也降低了。不知是不是这种同甘共苦、奋发图强的精神促使韩国的电影业也在世界影坛上异军突起了。
受命在导演年会上首先发言的冯小刚也提到了韩国电影。而会议组织者首先让他来发言，也是想让他从自已影片在商业运作比较成功的角度来介绍一下经验。冯小刚也毫不掩饰地说，他的影片也就是在某种层面上迎合了观众的一些低级趣味，话也许不能这么直说，但这也就是实际情况。他以最近看的两部影片举例道，韩国的《鱼》，内容是描写两个间谍的故事，拍得非常精彩，在韩国的票房实实在在地超过了《泰坦尼克号》。另从一些材料上得知，像韩国这样一个亚洲小国，电影人口也非常小，但电影市场却异乎寻常地好，韩国民众对国产片的热爱程度也非常的高。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部出自电影超级大国美国拍的小制作的影片《希望集中营》，叙述在集中营中囚犯们在希望和绝望中挣扎的命运，这前后一大一小的片种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抱怨和单纯强调客观条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已发展的一条道路。谈到影片上映的档期，冯小刚称今后他不再拍贺岁片了，他已看准了听说要放十天假的国庆节。但他和随后发言的胡安都特别指出，如若把投资三、四百万的小制作当成影片创作的主流那就是违反商业规律的，无论对投资者和创作者来说，还是应集中资金拍一些有规模的影片。
认为自巳不太会找钱的陈国星言，他之所以选择一些被称为“主旋律”的影片来拍，除了资金比较充裕外，再就是在这类片种中可充分施展自已的才能，但使他苦恼的是，怎样让观众学会欣赏这类影片则是他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首次加入导演协会的尤小刚从电视剧的角度讲道，《还珠格格》五十五万卖了天价，但它一晚上广告费收入就达960万，这和一些影片的窘境是不可比拟的。他并向许多没片可拍的电影导演们施放了一个诱人的前景，他所属的中北影视公司，每年就要投拍900多集的电视剧，导演们又何愁没戏可拍呢？确实，电影和电视剧如此强烈的反差现状，引起了与会者的许多感慨。
说起影片的商业运作，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怎样把握好影片制作和宣传费用的分配是需要重新定位的。对此，陈国星似乎就更深有体会了，一部还比较感人的《横空出世》何以宣传费用连区区5万元都不到，而国外一些影片的宣传费用起码要达到影片制作费用的40\0左右，甚至一半，何况像《横空出世》这类片子本身就是一部最应该“宣传”的宣传片。当然，导演们还提出了宣传发行中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因素，弦外之音听得出是对于“新影联”那种只顾自巳利益的运作方式有些不满，但“新影联”自已也是有一肚子苦水不知怎么到，用他们的话来说，每部影片都是一视同仁的，影片发行的好坏是和影片自身的质量及观众的口味有关，不可否认的是“新影联”投拍的一些影片除了自巳的发行渠道畅通外，都是反复经过市场因素论证才投入的，“谁解盘中餐，自知其中味。”也许这和微软公司的“垄断”还不太一样，制作和发行的双方都还有可调整的余地。

话题之二：影片为什么人拍
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命题：影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拍的，说得再远一点是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得那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但许多导演指出现在许多影片仿佛是专门为一些领导人拍的，取悦领导人而得到一些奖赏，这一点连主持会议的吴贻弓和谢飞也都不置可否。据有关材料披露，那些“重点影片”投资上亿元，结果收回的票房还不到100万。这并非是说这些影片在艺术质量上有什么不过关，其中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这些影片里尚有《横空出世》《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诸部艺术质量和观赏效果都不错的片子，可由于错位的宣传尺度没有掌握好，也就出现了陈国星上面所说的那种现象。据说广电总局局长田聪明曾在一次会议上质问过北京市电影公司负责人，《横空出世》这类片子为什么没宣传发行好？田部长的话也许没错，但由于影片的宣传发行和制作的脱节，杯水车薪，难为无米之炊。也许有些人按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宣部或是有关方面发一个文，开两个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宣传攻势也就展开了。但孰不知电影本身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产业化的属性，市场商业的调节化功能是不可违背的，这就如同党的基本路线所指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电影的投资额度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重点经济项目，努力让影片达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高度统一，那是创作者的一个目标，其关键的一点是你怎样让观众走进影院，怎样让受众心悦诚服地摆脱掉受说教的模式，而自然的融入影片本身的感召里面。陈国星以自巳为例不无感慨地说，那种僵化的影片运作方式实在是没救了。这问题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影片是要拍给广大的老百姓看的。观众和市场是不
管你有没“红头文件”的。

话题之三；电影审查的依据
以法管理影视业，依法审查影视作品，增加透明度，接受舆论监督。是这次与会导演们提出的最强烈的要求。也许许多导演都深切体会到了影片审查的随意和不规范性。对此，谢飞导演以他的《益西卓玛》过五关、斩六将为例说，本来片子在剧本审查和拍摄阶段都通过了，但拍成之后许多有关人士全都指责起他来了，问他何以拍了这么一部带有敏感性的影片，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实际上这部尊重西藏历史现实，并拨开一些历史迷雾的影片，应该说是填补了少数民族题材（特别是西藏题材）的一个空白。而且不只谢飞，夏钢、张艺谋、孙周、黄建中、姜文等也都有这方面的意见。姜文此次戛纳之行也许是被逼上粱山。然而，许多导演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影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条例审查影片自然是应该的，但除了管理、设卡之外，是不是更应该加强服务功能，特别是当一些优秀影片像毛泽东看《创业》时所针对江青的批示：此片无大碍……。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被国际电影节选中时，应简化审查手续，尽量让这些影片及时送到电影节上为中国人争光，那怕暂时对个别镜头和情节有些异议，也应本着不求全责备的态度。因如若一部影片在有影响的国际电影节得奖，会拉动国内的电影市场的。这一点包括冯小刚在内在发言中也都是首肯的。以《鬼子来了》为例，北京市电影公司原本下半年还指望这部影片哪！现在看来全都泡汤了。而尽管人们对张艺谋众说纷纭，北京电影市场去年国产片票房最高的影片仍旧是《我的父亲母亲》。冯小宁说身为政协委员的他和姜文原本在本次政协会上提出了一个电影立法的提案，后来蹊跷的是这提案竟不翼而飞，找不见了。导演扬光远以自身的经历更是提出审查影片中的“人治”现象，他拍得影片《血战昆仑关》，各个部门原本审查都巳通过了，巳准备公开上映。后就因为某位领导人一句话，便将整个审查条例的法理依据全都推翻了，几百万的投资也就亏在了那里。这意见中的一条就是，指挥昆仑关战役的杜律明将军在解放战争中是我军的手下败将，何以影片会表现得他如此的英勇？但此一时、彼一时，抗日同仇敌忾、英勇顽强，打内战就兵败如山倒，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谁又能否认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扬振宁的岳父呢，而且还当过政协常委。
还有一些导演提出一些不解的疑问，电影主管部门对一些有艺术造诣的影片百般挑剔，却强行提起某部艺术上有许多漏洞和毛病的影片。如影片《黄河绝恋》无疑是一部有些特点，也有些票房的影片，但其中艺术质量上的不成熟之处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就是宁静在黄河岸边张开双臂模仿《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也就足以让人难以接受了。但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却强行被送到奥斯卡去竞争去了。美国的华文报纸《侨报》由此就发表评论说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影片送到了奥斯卡，而且美国人，甚至包括华人在内怎么又会接受这样一部模仿之作呢？而据说一开始对方选中去的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后来当有舆论寻问，为何要送这部影片去时，答曰竟是：我们认为好就送了。这就让人不免产生疑问，难道主管电影的部门真不知道什么影片好吗？就算是主旋律的影片，《横空出世》和《紧急迫降》也是在艺术上破绽比较少的佳作。
此次戛纳电影节，原本是华人影片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内地和港台都有佳作折冠，《鬼子来了》应该是这辉煌的一个顶点，特别是在森喜朗叫嚣日本是一个天皇至上的神道国家；武汉又发现日军侵华时发行的债卷，影片对日军暴行的控诉就更有了实际意义。姜文说他要写信给江总书记。但人们不禁要问，挺好的一件事何必要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呢？我们拭想一下，如若谢飞的《益西卓玛》也如期去了戛纳并也得了个奖，对我来说该是一件多么扬眉吐气的事，而且在进入wto之际对疲软的电影市场多么有益呀！

话题之四：国产电影的前景与展望
好坏并存，喜忧参半，机遇与挑战并存是这届导演年会上导演们的共同心声，但大家对国产电影的前景仍然持乐观的态度。以下便拮取了部分导演的呼声。

王坪（山东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电影的现状是比较严峻的，从现在整个的电影体制来看，还是计划经济的体制，一旦进入wto，对方是纯粹的商业运作，两者必然产生碰撞，弄不好中国电影就会进入最低潮。
吴贻弓（电影导演协会会长、导演）：中国电影现在有好的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我刚才在发言中也说到了，从总的发展趋势还是看好，因为科技的发展肯定会促使整个电影业的发展。现在一个可喜的现象是科技己经引入了一些影片的制作中，而这也必将给电影的发展带来一个飞跃。
张建亚（电影导演）：我们只希望把每部片子作得有些特点，主要是能赢得观众，再有就是能拉住投资人。现在电影的不景气我到觉得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双方的游戏规则越来就越接近了，我们要适应这个规则。
赛夫（电影导演）；我觉得目前电影的现状比较严峻。电影市场也比较乱，萎缩。另外现在电影体制上也有些问题。但也可能否极泰来，在这两年中会有一个复兴。入关以后各种关系调理顺了是会好一些。
冯小刚（影视导演）：导演协会的范围扩大了，涵盖进了电视剧，这是对的。影视的前景应该说还是有戏吧！你看韩国和日本；尤其是韩国电影市场特别好，中国和这两国家差别不是太大，大家多用点心还是有戏的。
许同钧（影视导演、教授）：导演协会这两年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两岸三地导演的聚会一系列活动中，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交流作用。此次导演年会的召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在中国电影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进行有益的研讨。现在是应该认清电影作为一个大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了。
李少红（影视导演）：前些日子，我和黄建新、滕文骥、夏钢作为代理制片人为电影集团策划一些片子，一深入进去确实觉得现状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业内的人要团结一致，把电影复苏起来，确实是关系到每一个影人的现实。
夏钢（电影导演）：从大趋势上来看，中国电影还是有希望的，但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危机感，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电影立法的步子要加快，电影有法可依了就会步入比较正常的轨道。
黄建新（电影导演）：前些日子我在为我的影片《说出你的密秘》，带着演员四处走，虽说很辛苦，但收效还是不错的。这好像也形象地说明了电影所要付出的努力。
何群（电影导演）：刚从日本回来；高仓健主演的《铁道员》投资很小，却赚回了10倍的价钱。
滕文骥（电影协会副会长、导演）：我是对中国电影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不管经历了什么风波，中国电影还是起死回生的。在这次挑战中我们有些落伍，但我想我们是会奋起赶上的。
谢飞（电影协会常务副会长、教授、导演）：导演协会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呼吁加快电影立法的步子，呼吁在进入wto之际改善一切不适应电影发展的旧有体制。
（5日26日凌晨美众议院通过了给予中国正常贸易的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提案中的附加条款给予了驳斥。路透社评述说，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wto的路上又扫除了一个障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