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众女孩的爱情与家庭故事（续）

2006-10-05 22:01

当李彬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看不出她和其他漂亮活泼的女孩有什么不同。现在就职于美国某贸易公司顾客服务部的李彬，人很聪明，特别爱笑，英文说起来和母语差不多。看着她，我几乎不敢相信她就是那个曾被亲生母亲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折磨，被劳教所电刑电黑了整个后背，被迫与相恋六年的男友分手时痛哭到浑身发麻的女孩。一个才貌双全的女硕士，一个柔情似水的姑娘，却在过去七年里，独自闯过精神崩溃与肉体折磨一关又一关。人称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着她依旧灿烂亮丽的笑容，我很想探知她传奇般的经历和迷一样的心曲。

天安门广场打横幅 被劳教一年

记者：上次说到从精神病院回来后，经过一段时间，你终于恢复正常了。那后来呢？

李彬：后来警察听说我离开了精神病院，三番五次跑到我家里进行所谓的“探视”。为了躲避警察的骚扰，我回到了北京。回来后，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但每次想到这么好的大法在遭难，师父遭诽谤，那么多学员还在狱中，心里无法平静。所以再三考虑后，我决定再一次走出去为法轮功伸冤。我辞去了工作，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捍卫真理的决心。

记者：说到这儿，我知道中共宣传说法轮功学员都是极端份子，不好好干工作，那你辞职去为法轮功伸冤会不会刚好被中共抓到了把柄？

李彬：我辞职主要是不想影响单位正常工作，因为去上访的学员很多一去就被抓走了，回不来了。要是他们查出我单位名称，还会连累单位的。其实共产党不知道给法轮功造了多少谣，甚至许多说法都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就是抱着“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想法。因为我们师父对一定要干好工作这点强调的很多，所以被镇压前法轮功学员在各行各业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镇压后，有些学员为去上访辞了工作，主要还是怕连累工作单位，因为中共的“连坐”制是很厉害的。正常社会中上访哪用辞职呵？而且没有镇压哪用去上访啊？有些没有去上访的人，只因为表态坚持修炼就被开除了。最近，不是很多媒体都披露出来连上学、参军、出国都得填表调查你是否炼法轮功吗，如果炼什么权利都给你剥夺。

记者：那你这次是如何为法轮功伸冤的呢？效果是什么？

李彬：2000年4月，我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打出了一面“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因为当时我实在想不出来别的方法了。然后被抓到了天安门派出所，派出所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说着不同的方言，但都有一颗特别纯净的心。大家齐声背《论语》，由于人数众多，警察一时间无法制止，就问：“谁带头背的？”，我站起来说：“是我。”这时，所有的人都纷纷站起来说：“是我”“是我”“是我”“是我”……这样警察就没办法了。当时我的眼泪喷涌而出。当时的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由于我不想家人被连累，就没有说出姓名，当天很多学员都被地方来的警察带回去了，我和其他一些没有说出姓名的就在那个小牢笼里过了一夜。那晚，我亲眼目睹了警察脱下鞋子抽打一名女学员的脸，她的孩子只有3岁，吓的直往后躲。后来他们查出了我的档案，我被送到了北京东城看守所，据说那是亚洲最大的看守所。

记者：你能描述一些看守所中的生活吗？

李彬： 在看守所里，每天坐在硬板上，叫“坐板”，每个人的屁股都坐的青紫。每天都有被新抓进来的学员，很多为了不连累家人和工作单位，不说出姓名，都被编了号。后来这些被编号的学员都被送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很担心她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去了集中营。

有一段时间我们号里的学员一起绝食反迫害，看守所的管教便强行将我们分散到其它号里。当绝食到第11天的时候，我被强行拉去医务室灌食，几个膀大腰圆的男犯人按住我，然后将胶皮管通过鼻孔伸到胃里去，那个感觉很痛苦。和我一起的另一个女孩被拉去灌食时还受了酷刑：扎电针。也是几个男犯人按住她，将几根电针扎入身体的穴位，然后打开电源，警察还叫嚣着：“给你开开胃”。由于剧烈的疼痛她忍不住尖叫，我往她那边望去，结果就被一个姓张的管教揪住头发扇嘴巴打了一顿。

记者：听说你后来被判了一年劳教。关于劳教，可以说是非常“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因为据说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李彬：对，我在东城看守所被关了大约4个月后接到通知被判了一年劳教。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本身都是不违法的，就算去天安们广场打横幅、炼功也是别无选择、非常和平的抗争方式，所以如果走法律程序给我们定罪就会给他们增加很大难度。所以劳教就成了中共最方便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方法了。

 

间地狱：北京团河调遣处

记者：劳教所对于外面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第一次去那种地方，你害怕吗？

李彬：毫不夸张的说那里就是人间地狱。如果没有历经这些，我都想像不到世界上还存在着这样的地方。2000年8月8日，我被管教叫着收拾东西，听说是要被送到劳教所了，号里的人管这叫“下圈”。我被手铐拷着押上了车，被送到一个体检中心，进行全面体检。到了体检的地方发现，从其它看守所也送过去了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那儿体检。

体检完毕，我们被送到了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那是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一股恐怖的气氛迎面袭来。刚一进院子，一个个的被领到一个封闭的小黑屋内，然后就听到一声喝令：“蹲下！抱头！”就是蹲下还要双手放在后脑杓上。然后喝令的那个人就开始对我们进行脱光搜身，里面的人都称呼她为“小哨”。搜身后，就被这个“小哨”像训练机器人甚至像奴隶一样整治，不停的反反覆覆的快速按照她发号的施令行动，如“蹲下、起来、蹲下、起来……” 还被命令扯着嗓子喊“报告、到、是”， “报告、到、是” ……。8月份的北京正是烈日炎炎，还有70多岁的老年人也被同样训练。由于有管教撑腰，小哨稍微看谁不顺眼就拳打脚踢。训练完毕，我们都被强迫剪了超短的头发。

接下来我在那里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折磨。（她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又进入了当时的可怕情景）

你很难想像他们是怎样对人性进行摧残和对人格尊严进行践踏的。我们被一一叫进一个门窗都被关的严严的小屋，逼迫写不炼功的保证。我拒绝写保证，就被她们用电棍电击。两个女管教各执一根70厘米长的电棍，电击我的后背、胳膊甚至是大脑，当时我几次被电击倒在地，都被抓住胳膊拎起来，接着电击。我能清楚的闻到皮肤烧焦的味道，有时感到大脑被电的抽搐了，我疼痛难忍，叫出了声来，警察立即命令所有的班长：“立刻把门窗关上！”，瞬间，就是砰砰砰的关门声。接着她们大约电击了我半个多小时，直到后来她们感到太累了才停下来。

接着我被送到2班（院子里有9个班）的时候，已经在里面的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后来她们偷偷的告诉我说：“你刚进来的时候，脸色惨白，嘴唇发紫，都把我们吓坏了。”

记者：太恐怖了，咱们谈点相对轻松的话题吧，劳教所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李彬：我们10几平方米的房间住着14个人，睡觉的时候一个人的脚对着另一个人的头。每个房间里放一个塑料桶，用做大小便的容器，大家就在发出臭味的房间里睡觉。早晨洗漱的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晚上洗漱的时间5分钟，一个班一个班的排队去洗漱，所以每次都得提前想好干什么，因为时间太短，只能选择一样事情做，是刷牙、上厕所还是洗脸。然后还被小哨吆喝着连踢带打的赶出来。

每天吃饭之前，要高声歌唱共产党的歌曲，直到嗓子喊哑了为止才能吃饭。且不说吃的有多差，就说卫生条件有多差，刚去掏完厕所（人太多，厕所经常被堵）的班长回来就接着给大家发馒头。连咸菜条都不够吃，所谓的菜经常是菜汤里漂着几个菜叶。每个班每天也就给两次水喝，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其实分到每个人就是一口了。上厕所也要喊：“报告，求茅。”能否上成厕所还要看管教的心情。

记者：看来劳教所里没有轻松话题。你们需要劳动吗？

李彬：当时我在的时候主要是包筷子，就是用一张薄薄的写有“高温消毒，放心使用”的纸条，把一次性筷子卷起来。每天要完成好几麻袋的额度，手都磨出了水泡，不完成任务就不许睡觉。经常上完厕所不让洗手就接着包，很多餐馆都使用这种筷子，听说还有出口的。

 

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中精神崩溃 一念铸大错

记者：我看过一些报导，提到调遣处是肉体摧残加精神凌辱，把你逼到极限时送到劳教所，而劳教所的主要职能是洗脑。

李彬：对，而且共产党的洗脑手段超出任何人的想像。劳教所在很多中共指派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帮助下精心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洗脑方案。据说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单独设立了一个个人档案，里面有家庭背景、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以及性格特点，然后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安排不同的方案，不同的人去做工作，总之千方百计让你相信他们从法轮功的书中断章取义出的一套歪理。

记者：我看过和你在同一个劳教所呆过的曾铮女士的一个访谈节目，她谈到一开始没人相信那套歪理，可有些人突然有一天就相信了，她认为这其实是被折磨成了精神病造成的现象。

李彬：是呵，虽然表面上就是和你“谈心”，但这种不分昼夜、不许睡觉的谈心有时比肉体折磨更可怕，因为承受酷刑时脑子还是清醒的，而在这儿我开始变的神智麻木不清了。心理学研究显示，当人的精神虚弱和松懈时最容易接受“思想改造”。他们就这样十几个人围攻我，天天给我讲他们那套“理论”，一遍，两遍，三遍，十遍，二十遍，一百遍……听得遍数多了，我的脑子整个就乱了，竟然开始顺着一些完全扭曲的逻辑去想问题了。比如警察说：“你们这些人，最自私了，就想着自己的修炼，你在这里呆着，怎么为社会做贡献？”还说：“你们师父不是让你们向内找吗？你反思一下，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这里可是关社会渣滓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言语是典型的共产党的流氓作风，如同一个强奸犯把少女强奸了，还要问她：“你自己向内找找，我为什么要强奸你？”

但由于当时的高压环境下失去了正常思维，我竟然想：挺对不起那些电击我的警察的，都是因为我的存在她们才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浪费这么大的精力来电我，我太不好了，一点不为别人考虑。他们还经常对我进行心理暗示，说非要坚持一个事情就是偏执狂，暗示我精神不正常，转化才是正常的。还说被送到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都以为自己是正常的。就这样，最后我崩溃了，其实就是大脑部份精神失常了。等你转化了，他们又引导你把停止迫害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让你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说：“看，现在一切都好了吧，也没人打你了吧，如果你还接着炼，不定成什么样了呢！还是党挽救了你吧？”

 

精神从死亡到复苏

记者：转化后是不是很快就会被释放？

李彬：转化前警察是那么说的，但其实真的转化了，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你，还要逼着你再去给没转化的人做转化工作。我转化后在劳教所大约又过了3个多月，2001年4月16日，我因劳教期满才被释放。

记者：因为你刚才谈到转化是在部份精神失常的状态发生的，那你出来后是不是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不正常？

李彬：回到了社会上，回到了人群中，逐渐的，我发现一切并不像我在劳教所里所认识的那样，那套歪理很多都是无稽之谈。因为中国社会中的腐败、欺诈、道德败坏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籽，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你想回避都回避不了。这时你自然会怀念自己曾在法轮功的修炼中感受到的那种祥和美好，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我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心性标准也越来越差。就这样，我所亲历的现实生活，让我终于意识到，修炼法轮功不仅没有错，而是对自己、国家、社会都有益处的一件大好事。

但重新修炼又面临着再次被抓的危险，就这样，我在痛苦的思想挣扎中，虚度了三年半的光阴，在那段时间里，我真正的生命没有了，精神几乎死亡了。可是由于在劳教所里被洗脑非常严重，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绕在共产邪党不合逻辑的歪理中无法解脱。社会的现实与思想中无法解开的矛盾形成强烈冲击，困扰着我。为了解脱这一切，2004年7月，我来到了美国。我希望在自由的环境中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记者：那你来到美国就明白了这一切吗？

李彬：来到美国之后，我看到了国外的大法洪传，接触到了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纯正纯善的表现让我放下了一切疑惑，更加确信了法轮功是正法修炼的强大信念。有些被共产党欺骗的人说法轮功搞政治，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党文化洗脑成了无神论者，肯本无法理解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了。比如他们不相信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无条件的用自己的时间、精力、积蓄，在国内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停止这场迫害，去帮助解救中国人，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用“心”做，这是共产党的思维逻辑永远都理解不了的。在这种环境下，我被共产党扭曲的灵魂慢慢复苏了。

记者：这种复苏过程对你来说很艰难吗？

李彬：怎么说呢，说难的确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也就在那一念之间，就如同当初长期被折磨的洗脑过程，而转化那一念就是一瞬间。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曾经被折磨后所出现的不正常状态时，我哭了，心情很复杂，同时，我也庆幸自己毕竟还是走回来了。这种精神上的转变过程，外人可能看不出什么来，但对于我简直就是死而复生的过程。

记者：能简单谈一下目前你在美国的生活吗？

李彬：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幸福，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周末可以去公园炼功，我还参加了法轮功的仙女队，向人们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一个朋友前阵子来美国见到我之后说像个出笼的小鸟，而且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发自内心快乐是什么样子，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也是感到非常的快乐，沐浴在真善忍的信仰中，身心特别快乐。

记者：最后你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读者说的吗？

李彬：我虽然来到了美国，可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象我一样的法轮功学员还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和精神病院中，在经受着残酷的折磨，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都在流血。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能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早日结束这场无理迫害，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