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临刑前一个月,姐遇罗锦、弟遇罗文、遇罗勉分别前合影,姐姐要回教养院,弟弟要回陕北农村(1970年3月)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於「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人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大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已是混蛋呀。」
血统论对联宣嚣与谭力夫讲话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的一个甚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著「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甚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须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呵,「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著疯狂。前排座位后面用铰链挂著十公分左右宽的长木板,可以支起来当桌子。我就趴在上面,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斥:「甚么出身?」我站起来,乎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日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八二O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
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於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组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甚度鬼?怀的甚么鬼胎?要生甚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著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甚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甚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日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一九六七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於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我的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著,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六十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抵:「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於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杀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周边。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甚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一九六三年八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一九上八四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一九六八年三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三十九岁;一九七0年三月五日,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包政权执行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做。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写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克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著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甚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其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令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三月五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摘自开放8月刊,文章:清华园里的红色恐怖;作者: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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