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笑：中国聚变条件的成熟

2006-08-17 09:06 作者:DayongLi

寻找中国难题之解的过程已经结束。中共的存在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终极原因。结束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苦难的转折已经摆在面前。仁人志士苦苦追索﹑底层百姓翘首企盼的日子即将到来。历史无需再走多余的路。中国聚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去共产党化已成了中国必然要跨过的门坎。

中国人民将来的福祉和中国的再次崛起﹐包括人权﹑民主﹑自由﹑宪政等都不可能再由中共主导。未来与中共无关。中共是历史中将被抹去的污迹。中共已是新旧历史交替中正在逝去的现象和符号。

也许中共不甘心不喜欢这种被历史拋弃的定论。没有办法﹐人民已经给足了中共机会。在89年前那场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抗争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学生，还是市民，仍然是在帮中共洗心革面，推动中共自我改革。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在受了中共40年蹂躏后，仍然在给中共机会。但中共一再辜负世界上最宽宏大量的中华民族的好意，执意要走下历史的舞台。中共不要机会，人民就请它让路。

一﹑中共改良的不可能性

中国面临着向新纪元的转型。但这个转型不是中共的改革能完成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共本身不具备承担此任的条件。它在一日千里不可逆转的败坏之中。中共没有改良变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转型的基本阻力。

考查中共能不能改良这一命题常用的方法是历史演绎论，即中共的杀人史、谎言史、搞运动史、整人史等等。尽管每一段历史都证明中共在重蹈覆辙，狗不改吃屎﹐ 但仍有人认为，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与将来。有些人说，时过境迁，中共的暴政、杀人等都是过去的事情，今天的中共正在努力改良，要给中共一些时间去变好等等。

尽管可以证明中共现在的每一个罪恶特征，如流氓黑帮的治国手法、荒淫腐败的高层官员，甚至可以追溯到其最初的历史起点上，如流氓暴动起家和第一任总书记向忠发搞腐化等，有些人仍在幻想中共“下一次”会改好。中共隐瞒萨斯后开刷两位高官﹐加上胡温个人的一些言行﹐使人产生了“下一次会改好”的幻觉。

有必要先撇开历史的比较，因为“历史”和“下一次”是循环套论。比如，当中共的“下一次”再次应验成为罪恶历史的时候，中共的“再下一次”还可以作为幻想拿出来。以此反复，是没有底的。

应该从中共本身来考查中共，即中共内部机制能否使中共成员的素质改良提高。如果中共内部机制不能使中共成员，从高层到底层，发生根本的良性变化，那幺中共改良就是不可能的，反之则是可能的。这个可以证伪的考察标准的关键是看中共本身是否存在自我改良的机制。

中共内部是一个“劣币淘汰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中共虽然一直在把好人拉入党内，但这些好人一旦被拉入党内以后，迟早会面临一个根本的选择：如果继续做好人，就会受到打压、流放、甚至迫害致死。如萨斯英雄蒋彦永医师提出对六四的不同看法，立时遭到软禁。中共从上到下，只要你不同意中共的意见，哪怕你有懮国懮民的抱负和理想，想为人民做点事，结局都很惨，如赵紫阳，胡耀邦等。六四后，大批党内精英流放海外，正是这个逆向淘汰机制所创造的奇观。剩下的不得不同流合污，泯灭良知屈从中共。最后的结果是留在党内的好人越来越少。良知尚存的人都被洗刷出去，留下的都是非常尖滑的恶人。也就是说，中共的机制不断用恶人淘汰好人。许多懮国懮民之士和各类专业人才以“进入上层、实现报负”的理想打入中共，但最后都不免在中共的淘汰机制中沉沦。

久而久之，能在中共的逆向淘汰机制中生存和上升到高层的多是最善于伪装的，最能压抑和泯灭良知的。中共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在每次大的罪恶过后，“懂事的混蛋留下，不懂事的混蛋滚蛋”，有保护伞的恶棍留下，无保护伞的恶棍滚蛋。中共在形式上是改良了，但改良的结果是尖滑狡诈之辈越来越成为中共主体。纵看政治局常委中的曾、罗、贾、黄，都是这类货色。

由于社会精英不断被中共吸纳进去，不断转化为专制的鹰犬，这个逆向淘汰机制削弱瓦解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帮助中共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这样，中共每一次表面的自我改良都成了对罪恶的掩饰，从而使真正的改良成为不可能。

二﹑中共已在解体中

旧历史走向新历史的转折体现在中共的解体上。这个解体过程并不需要去发动和去号召﹐它处于正在进行时态。

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也化解过许多次危机。中共在30年代几乎被剿灭﹔文革后它丧尽了人心﹔64后它成了万夫所指的屠夫。但它每每起死回生。也就是说，危机本身只是中共崩溃的一个条件。中共的崩溃还需要有一个内部冲击力量。

这个内部冲击力量已静悄悄地在中共内部党员的大规模退党中来临。从大纪元编辑部2004年11月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开始，就像“蝴蝶效应”﹐蝴蝶翅膀几下微微的摆动，渐渐卷起退党退团退队(三退)的巨大风暴。2005年元旦，50多人在大纪元上发表新年联合退党声明。三退人数在2005年4月21 日超过100万。到2006年6月27日为至，三退总人数达到1136万6千9百27人﹐其中党员人数占60.5%﹐来自中国大陆的占99.9%。

退党打出的“柔性力量”正在销熔中共于无形之中﹐令中共无法回手。大规模的退党标志了中共党员的觉醒到了一个临界点。共产党有再强大的军队警察，再先进的武器，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倒戈。一个没退党的共产党员(可以是官员、军人、警察)，仍是中共的力量基础。一个退了党的官员、军人、警察等就成了中共之外的力量基础。如果一进一出的规模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中共就在不可逆转的削弱之中。这就造成了中共解体的基本条件。这时﹐一个突发事件就能触发中共的崩溃。这就是柏林墙被推倒的原因，也是苏共几百万大军不放一枪就瓦解的原因，也是中共享“保先”和“爱国主义”都不能阻止的人类旧历史上最后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当有朝一日中共倾刻蒸发于无影之中时﹐人们才会了解今天默默推动退党的英雄们的真正身份及其对人类的贡献。

中共在嘲笑它的敌人被消灭时爱用“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这句话。中共今天所经历的是其党员在明明白白地拋弃它﹐也是不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说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头子齐奥塞斯库被枪决的场景在历史上划下了一个惊叹号，那幺这也可能是中共独裁者最恐惧的一幕。中共党员以沉默式的否定把中共犯罪集团逼向齐奥塞斯库的最后墙角。此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倒成了救生的出路。

大逃亡是中共崩溃前非常显著和特殊的标志。中共高层其实最能预感到崩溃的前兆，因此纷纷给自己留后路。在海啸、地震之前会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动物的大逃亡。黄鼠狼老鼠大量出洞逃窜，蜻蜓成批飞到船上，鱼成群跳上甲板。自然界动物出现集体大逃亡意味着动物预感到大难将至。人类除了在战乱时发生大逃亡外，在和平时期很难看到大逃亡现象。中共持续和加剧的大逃亡现象说明相当一部分知道内情的高层官员已预计到末日即将来临。

高层的干部比中层、低层的干部、底层的老百姓，更了解中共真实的状况。中下底层的由于看不到高层目前的恐惧状态，反而会产生一种幻觉，认为中共现在外资这幺多，表面上高楼大厦，挺稳定的，实际上高层军心早已动摇。中共官员不断外逃，外逃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共自己的估计已有10几万人在国外定居，而且人数还在不断扩大。高官及家属许多都有国外的护照。中共已允许带外汇出去，从经济上给外逃官员打开大门。在海外定居的高干家属现在已经达到120万人，在欧洲、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定居的有20多万人，已经入籍的有15万。中共驻外官员也开始叛逃。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伴随中共官员的大逃亡，外逃资金也经常性超过了对国内的投资。

整个中共就像泰坦尼克号船。当船要沉下去时，权贵人士为了安定人心，把三等舱的人放入到二等舱，把二等舱的放入到一等舱，让他们人们体会一下豪华的待遇，还叫人到甲板上拉提琴，以迷惑普通民众。但实际上，很多权贵人士已经在撤退了。中共上层中捞足的﹑有门路的都在逃或准备逃﹐剩下的官员还在那边欣赏着最后的死亡乐曲，在尽情挥霍享乐，赌资每年超过50亿美元﹐“黄色娘子军”每年创造着12.2％到12.8％的GDP价值。

中共的铁幕仍然在屏蔽着一些主要的事实。很多人感觉不到沉没的来临，只因迷于表面的假象。其实﹐这个貌似人类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

三﹑崩溃的加速度和弹簧效应

中共的崩溃还需要有一个加速度﹐最后的推力。从2003年开始，中共的崩溃开始加速。信访量急剧增长，民间维权四起，紧急突发事件达到平均每天160多起。到 2004年，各种暴动频起。四川汉源十万农民大暴动应了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公在《蜀警录》警示后人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到2005年，连退伍军人也加入了上访的大军。2006年，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维权行动为向后中共时代转型作了各方面的铺垫。这场运动的定位毫不亚于当初印度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共的崩溃至此已具备加速度的充足条件。

但是﹐通过太石村农民的维权和汕尾血案典型地显示出来的却是中共政权频频疯狂动用黑社会强力镇压维权﹐中国转型步履艰难。但这正恰恰应了弹簧效应。中共每一次对民众的弹压只是压下了一具弹簧。中共镇压一个太石村或一个汕尾村，就是按下去一个具有同样反作用力的反抗力量。压的越低，压力越大，最后弹簧很可能反抗力量也越大。

中共所谓的稳定是弹簧被强压下去的稳定。中共每摁下一具弹簧就增加一份恐惧。最近公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中共自九评退党以来的害怕和恐惧积累到临界点的反映。所以，中共的所谓的稳定意味着反作用力总爆发前的胶持状态，是一种高压锅膨胀爆炸前的沉闷﹐是一种加持加速度的平静。

结语:

当中国聚变成为现实的时候﹐当人们在没有共产党的中华大地举措自己大事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以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的所作所为得到应有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共铁幕下所有至今不为人知的骇人听闻的残害民众的酷刑与屠杀方式﹐以及中南海所有隐藏最深的阴毒诡秘的计谋﹐都将一一陈列于众。把握中国聚变这一瞬间即逝的机会才是人智能的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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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笑，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8年﹐做过兵团战士﹑营报道员和团新闻干事。77年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和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国际关系和美国政治课程。1986年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访美。专长中国政治和外交关系。在美取得博士后，曾在盖洛普等民意和市场调查公司协助主管中国区域工作。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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