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做一份研究，分析台湾的媒体如何报导中国大陆与贪腐相关的新闻。一般学者听到这个题目，都很好奇的问：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中国有贪腐，台湾也有啊！我问他（她）们：台湾的高捷泰劳弊案，最近的ETC收贿案，媒体都接连报导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之久，相关官员下台的下台，起诉的起诉，如果有人再爆料背后还有其它藏镜人，媒体显然仍可以再报、再查。但是，大家看过任何一个中共的贪腐弊案，被连续报导超过两天以上吗？甚至，大家记得最近台湾的媒体报导过任何一个中共的贪腐弊案吗？
答案是：没有人能答得上来。很多人会说：我看到媒体报导大陆如何高速开发、很多台商投资成功赚大钱的例子；也常常看到报导大陆的黑心商品，或是偶尔有少数台商遇害的消息。但是，确实没有看到任何中共的重大的贪腐弊案，这个现象很严重吗？
总部设在巴黎的智囊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 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报告还指出，「在逃官员中大约有2/3是国有企业的高级主管，非法带出国的资金数额约在87.5亿和500亿美元之间。」
我们当然不完全确定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不过，从相关的资料中已可发现，中共的贪腐问题不但是很严重，而且，累积的民怨已不可想象。例如，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到2003的十年间，中国民众抗争事件从每年1万件起，逐年大量增加， 2003年已有6万件，2004年爆发了7万4千次维权抗议（这是指100人以上的民众抗争事件），参加人数估计高达360万。到了2005年则更创新高至８万5千件，平均每天发生200件以上！
因此，OECD指出，贪腐猖獗正在威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普遍存在的严重贪腐正成为社会不满的一个源头，形成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不安因素，并对中共政权造成威胁。
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台湾的各电视台在去年(2005)几乎没有报导任何一件！主要报纸如中国时报、联合报，平均每年只报导了不到5件，而且，通常这些案例中的主犯都已经被绳之以法，无论这些贪腐案牵连数百人或广及各种层级，就是从来没有中央高层涉入，报导中通常显示中央高层己经在努力惩治贪腐；而且，从来没有一个贪腐个案被报导１天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台湾媒体不是揭弊案的高手吗？我们不是有不少媒体派驻大陆采访吗？世界各国不是也有很多媒体派驻大陆吗？大陆两千一百多家报纸、一千三百家广播电视台，难道都没有报导吗？大陆媒体不是已经比以前更开放了吗？还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呢？为什么它们可以报导黑心商品，报导超女、报导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却完全不会报导这些不利于整体中共形象的贪腐案例呢？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不解，如果你希望知道中共控制媒体的全貌，如果你想知道大陆记者被整肃的悲惨状况，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不仅是一部数据丰富，解析透彻的著作，它其实是一个不向强权妥协、并已付出沈痛代价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告白！
何清涟的这本书，和她其它的著作一样，是在刀子口上做学问，在揭开刀口的伤痕和血腥的同时，随时也可能为利刃所伤。这当然不是一部普通的分析中共媒体控制的学术著作，要了解本书的价值，先要了解它的作者，以及这个作者所处的时代。以下的介绍是综合相关的报导而成：
#p#湖南才女 铁肩妙手
何清涟一九五六年出生湖南邵阳的何清涟，中学未毕业即下放农村，由于其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背景，在文革中屡遭打击与孤立的痛苦屈辱经验中成长。但在一片红卫兵造反的年代中，她却努力读书，自学完成中学课程。恢复高考后，凭借其过人的毅力和聪慧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其后再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并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广东暨南大学任教，后在深圳任杂志和报纸编辑。
何清涟第一部受到学界注意的作品为「人口：中国的悬剑」，但成名作则是「现代化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写的是改革开放后，至一九九七年之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官僚寻租（亦即贪腐行为），造成社会的不公。该书未出版前，曾辗转连续寻求过八家出版社，所有看过的编辑都极为赞赏，但却没有人敢于出版。直到受到刘吉的好评及作序才获得出头的机会。刘吉曾是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经约何清涟进京长谈了五小时后说：「这本书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
《现代化的陷阱》被认为是剖析中国转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国际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以巨幅进行报导，甚至登上国际最王牌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封面。据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法律编辑兼记者张伟国说，部分认同她的官员大力为她宣传，汪道涵就随身带着一本《陷阱》，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党政官员推荐。
《我们仍然仰望星空》则是何清涟近年的作品，该书是由多个中短编评论，以及一个自传式叙述组成。其中，二万五千余字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最具震撼力。文中清晰的分析了中国当前各利益集团精英，如何在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这场改革中的形成经过，以及造成严重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和对立等尖锐问题，该书出版不到十日便售完。北京学术界还就此文自发性的组织了十多场研讨会。
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家，也十分重视何清涟的意见。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她先后应邀访问日本、瑞典、美国等国，与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这大概是她平生难得的一段愉快时光。
不料，二○○○年六月何清涟访美回国不久，即被告知，中央已下令「降级减薪」、解除《深圳法制报》专稿部副主任职务，并且不准以本名或笔名在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任何作品。导火线据说就是前面提到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在经历了长期被跟踪、监视，住处被入侵，她发觉生命危在旦夕之时，实时的选择了逃出中国，终能成功的摆脱的监控，于二○○一年六月她到了美国。
何清涟在接受外界访问时，曾特别强调，她坚持做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湖湘文化一向以经世致用、敢于担当天下事为己任。湖南那所天下闻名、长达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里，至今还留有很多表达湖南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的诗词。她生于湖南、长于湖南，湖湘文化对她影响很大。半世纪以来，「两广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出血」。作为一个湖南人，她已用半生的经历，树立了一位不惧流血的知识侠女型像。
为什么这位经济学者会跨足媒介领域，再度出版了一本资料丰富，析理透彻，强烈的散发着一股铁肩侠骨、勇者无惧的二十万字的大着《中国如何控制媒体》呢？
事实上，何清涟长期在中共的媒体工作，并因言论入罪，甚至命在旦夕，继而只身逃亡海外，她对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法，她的优秀的媒体同业身陷镣铐、有志难伸的遭遇，以及媒体管制和整个中共制度间的紧密纠缠的关系，不但有亲身体会，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有着切肤之痛的义愤填膺。
因此，书中详细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体的各种法律、规定、禁载命令，针对所谓的社会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如何高度而严密的控制国内媒体、网络媒体、外国记者（包括台湾记者）。同时，她也试图揭开外商带来媒体自由化的迷思、跨国公司和网络公司如何向中国屈服的事实，中国媒体如何执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义，如何编造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她更搜集了近年来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体和记者的记录和分析。这些重要议题，必将成为今后中共体制和传播研究及教学的重要课题。
读完这部著作是沈痛和愤怒的，没有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民主的机制，言论自由像一只笼中之鸟，笼子大小或有不同，但终究是插翅难飞。在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中国到来之前，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作者最后的呼吁十分深沉有力：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犠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滴的改变着中国。．．．我真诚的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这本书显然是这样的努力之一。这本书在台湾所征求出版的第一家公司──黎明书局，在经过征询学者专家的专业意见后，立即欣然同意立即出版，也是令人鼓舞和敬佩的；而正在阅读本书的您──相信也将加入这份让涓滴汇成江河的努力。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或许更生动的描绘出这份期待：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台大新闻所教授 张锦华
2005/3/20 于台大杜鹃花开时节
── 原载 《雾锁中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答案是：没有人能答得上来。很多人会说：我看到媒体报导大陆如何高速开发、很多台商投资成功赚大钱的例子；也常常看到报导大陆的黑心商品，或是偶尔有少数台商遇害的消息。但是，确实没有看到任何中共的重大的贪腐弊案，这个现象很严重吗？
总部设在巴黎的智囊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 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报告还指出，「在逃官员中大约有2/3是国有企业的高级主管，非法带出国的资金数额约在87.5亿和500亿美元之间。」
我们当然不完全确定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不过，从相关的资料中已可发现，中共的贪腐问题不但是很严重，而且，累积的民怨已不可想象。例如，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到2003的十年间，中国民众抗争事件从每年1万件起，逐年大量增加， 2003年已有6万件，2004年爆发了7万4千次维权抗议（这是指100人以上的民众抗争事件），参加人数估计高达360万。到了2005年则更创新高至８万5千件，平均每天发生200件以上！
因此，OECD指出，贪腐猖獗正在威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普遍存在的严重贪腐正成为社会不满的一个源头，形成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不安因素，并对中共政权造成威胁。
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台湾的各电视台在去年(2005)几乎没有报导任何一件！主要报纸如中国时报、联合报，平均每年只报导了不到5件，而且，通常这些案例中的主犯都已经被绳之以法，无论这些贪腐案牵连数百人或广及各种层级，就是从来没有中央高层涉入，报导中通常显示中央高层己经在努力惩治贪腐；而且，从来没有一个贪腐个案被报导１天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台湾媒体不是揭弊案的高手吗？我们不是有不少媒体派驻大陆采访吗？世界各国不是也有很多媒体派驻大陆吗？大陆两千一百多家报纸、一千三百家广播电视台，难道都没有报导吗？大陆媒体不是已经比以前更开放了吗？还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呢？为什么它们可以报导黑心商品，报导超女、报导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却完全不会报导这些不利于整体中共形象的贪腐案例呢？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不解，如果你希望知道中共控制媒体的全貌，如果你想知道大陆记者被整肃的悲惨状况，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不仅是一部数据丰富，解析透彻的著作，它其实是一个不向强权妥协、并已付出沈痛代价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告白！
何清涟的这本书，和她其它的著作一样，是在刀子口上做学问，在揭开刀口的伤痕和血腥的同时，随时也可能为利刃所伤。这当然不是一部普通的分析中共媒体控制的学术著作，要了解本书的价值，先要了解它的作者，以及这个作者所处的时代。以下的介绍是综合相关的报导而成：
#p#湖南才女 铁肩妙手
何清涟一九五六年出生湖南邵阳的何清涟，中学未毕业即下放农村，由于其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背景，在文革中屡遭打击与孤立的痛苦屈辱经验中成长。但在一片红卫兵造反的年代中，她却努力读书，自学完成中学课程。恢复高考后，凭借其过人的毅力和聪慧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其后再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并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广东暨南大学任教，后在深圳任杂志和报纸编辑。
何清涟第一部受到学界注意的作品为「人口：中国的悬剑」，但成名作则是「现代化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写的是改革开放后，至一九九七年之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官僚寻租（亦即贪腐行为），造成社会的不公。该书未出版前，曾辗转连续寻求过八家出版社，所有看过的编辑都极为赞赏，但却没有人敢于出版。直到受到刘吉的好评及作序才获得出头的机会。刘吉曾是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经约何清涟进京长谈了五小时后说：「这本书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
《现代化的陷阱》被认为是剖析中国转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国际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以巨幅进行报导，甚至登上国际最王牌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封面。据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法律编辑兼记者张伟国说，部分认同她的官员大力为她宣传，汪道涵就随身带着一本《陷阱》，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党政官员推荐。
《我们仍然仰望星空》则是何清涟近年的作品，该书是由多个中短编评论，以及一个自传式叙述组成。其中，二万五千余字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最具震撼力。文中清晰的分析了中国当前各利益集团精英，如何在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这场改革中的形成经过，以及造成严重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和对立等尖锐问题，该书出版不到十日便售完。北京学术界还就此文自发性的组织了十多场研讨会。
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家，也十分重视何清涟的意见。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她先后应邀访问日本、瑞典、美国等国，与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这大概是她平生难得的一段愉快时光。
不料，二○○○年六月何清涟访美回国不久，即被告知，中央已下令「降级减薪」、解除《深圳法制报》专稿部副主任职务，并且不准以本名或笔名在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任何作品。导火线据说就是前面提到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在经历了长期被跟踪、监视，住处被入侵，她发觉生命危在旦夕之时，实时的选择了逃出中国，终能成功的摆脱的监控，于二○○一年六月她到了美国。
何清涟在接受外界访问时，曾特别强调，她坚持做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湖湘文化一向以经世致用、敢于担当天下事为己任。湖南那所天下闻名、长达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里，至今还留有很多表达湖南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的诗词。她生于湖南、长于湖南，湖湘文化对她影响很大。半世纪以来，「两广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出血」。作为一个湖南人，她已用半生的经历，树立了一位不惧流血的知识侠女型像。
为什么这位经济学者会跨足媒介领域，再度出版了一本资料丰富，析理透彻，强烈的散发着一股铁肩侠骨、勇者无惧的二十万字的大着《中国如何控制媒体》呢？
事实上，何清涟长期在中共的媒体工作，并因言论入罪，甚至命在旦夕，继而只身逃亡海外，她对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法，她的优秀的媒体同业身陷镣铐、有志难伸的遭遇，以及媒体管制和整个中共制度间的紧密纠缠的关系，不但有亲身体会，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有着切肤之痛的义愤填膺。
因此，书中详细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体的各种法律、规定、禁载命令，针对所谓的社会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如何高度而严密的控制国内媒体、网络媒体、外国记者（包括台湾记者）。同时，她也试图揭开外商带来媒体自由化的迷思、跨国公司和网络公司如何向中国屈服的事实，中国媒体如何执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义，如何编造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她更搜集了近年来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体和记者的记录和分析。这些重要议题，必将成为今后中共体制和传播研究及教学的重要课题。
读完这部著作是沈痛和愤怒的，没有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民主的机制，言论自由像一只笼中之鸟，笼子大小或有不同，但终究是插翅难飞。在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中国到来之前，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作者最后的呼吁十分深沉有力：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犠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滴的改变着中国。．．．我真诚的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这本书显然是这样的努力之一。这本书在台湾所征求出版的第一家公司──黎明书局，在经过征询学者专家的专业意见后，立即欣然同意立即出版，也是令人鼓舞和敬佩的；而正在阅读本书的您──相信也将加入这份让涓滴汇成江河的努力。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或许更生动的描绘出这份期待：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台大新闻所教授 张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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