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辨论时有人说，中共建政后，虽然有过错误，但其对中国也是做了一定贡献的，尤其是大跃进之前，中国人民的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我对此观点并不认同。
由于中共统治下的学校教科书，对中共历史上所犯下的错误，都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犯下过错误，说什么：“我党一贯正确”。那么，其实很多人也都是受了中共的蒙蔽。为了让这些人重新认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我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力求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以使更多受蒙蔽的人重新认识，重新正视那段历史，以求给中共在中国所犯罪行做客观的评价。
在二战后期，日本战败，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日本国。那么中共在同一时期新建政权，两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同步的。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日本开始了新一轮发展。日本政府大力改革，并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订货之机大力发展经济，60年代末，日本已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而当时，中国人正在共产党的带动下，进行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肃反、人民公社、反右、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或称社教运动)和三年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各种内斗的运动。事实上，在那些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是倒退的。
1.土改运动
1949年后，中共在大陆建政。在中共建国后仅三个月，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了“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却认为“租佃制度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在中共这种错误的认识下，那些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共于1950年在中国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产党做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随便成立一个“土改革命委员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地主富农就可以被就地处决（笔者的祖父即在土改中被共产党迫害致死）。
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20万至80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
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非法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中，共产党又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是一种对经济学的严重无知，而且国家政权在此时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谋杀罪。而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这种“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的时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要求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并且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和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得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得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变成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2.三反五反运动
从1951 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及1952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蚀官员)，开始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对很多私人企业家的批斗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式，许多企业家被斗争后因羞辱而自杀。45万私人企业中共有约3/4被指控为存在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派遣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
政府建立对经济部门则采取了垄断和直接控制的手段，即在游戏中，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予以极力批评，且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击投机倒把和限制私人商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官方及独立学者都承认的商业萧条，使私营公司营业额下降了42%，而合作社购销额下降了33%，国营商业因此库存上升了3.6倍。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这种强制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制造了极高交易费用，使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3.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1 年，中共政府开始进一步推进国家贸易垄断，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的统购统销,1955年中共政府对粮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垄断进一步制度化，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从此以后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制度不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了。
当时，由于政府的商业和工业企业无法与私人企业竞争，为了与民争利，中共政府采用商业垄断。以企使政府的工业企业及官员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对农村进行剥削。
统购统销不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有着极大负面效果，而且在当时就已经造成了市场的严重供不应求，猪肉、蔬菜、粮食都由于统购统销的实行于1954年和1955年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这种统供统销带来的负面效果，却成为中共要求进一步推行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的理由。
当时在野的非共产党人士非常清醒，对这些经济效果极差的政策有极大的反对声音，但他们的正确意见却被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威胁所压制，他们的正确意见中共根本就不肯采纳。
中共推动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个人农场不利于机械化，不利于利用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不利于为工业提供原料，粮食等等。可这些说法都不能在现代经济学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实现了机械化就证明了这些论调的无知。
1954 年，中共政府建成了67万个合作社，有1/4当年减产；1955年由于合作化，导致全国大牲畜减少二百万头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 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加上合作化时农民大量屠杀耕牛，猪羊的情况，在出口未增加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农村集市则根本没肉卖。
所以合作化全国统计的粮棉产量增加是以产出结构扭曲加大，猪肉，蔬菜严重短缺为代价的。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且勿庸置疑的。
4.反右运动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请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
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 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
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反对党天下”等论调。
1957 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整治“右派”打下伏笔。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共产党搞的所谓“右派平反”时的仅有十余万人。
在2005年8月，中共向自己的省厅级以上干部解密的绝密档案透露：在1957年这场给党提意见而大祸临头的右派份子，不是中共以前骗人的55万，而是317万8千多人，还另有143万7千多人被划为“中右”……
也就是说当年被屈打成“右派分子”的有461万6千多！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子女，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些家庭成员所面临的生活、工作、升学的窘境和受到的精神摧残甚至长达几十年之久。而一个人的生命有几个几十年？
1978 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事实上，这证明中共对待右派的问题上，并无认错之意。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
而从反右开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
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0-1978)》（杨小凯着）、《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木人着）、《世界通史》和维基百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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