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穷……”
1999年曾经因在北京大学内书写勿忘“6．4”大屠杀和要求平反“6．4”的标语，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在狱中度过了一年半的生涯。尽管最后起诉被撤消，但出狱后的他一直无工作，几乎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找的工作也是很苦、很累的临时活。
近期国内维权活动声势大起，高智晟律师等人发起的绝食维权活动在中共政权面前树立了最平和却又最难以攻破的道德保护墙。在高律师遭遇车祸后，他偶然打了一个电话给高律师，发生了小争执。
高律师的电话一直被特务监听，难得的发现民间居然有直接和高律师发生口角的人，北京国宝人员将他视为可以“合作”的对象。从去年8月起，国保人员开始给他打电话。从初期避而不见，到近几个月渐渐有了接触。国保要求他以维权民运人士的身份写民运文章，被他顾及安全一口回绝后，国保又要求他写批判高智晟律师等维权人士的文章，由国保人员以不同笔名在海外论坛上发表。
线人：“他给了一千块钱，咱们看在钱的份上，咱就给他写了几篇批评高智晟的一些文章，十篇吧，他就发到网上，博讯网上。其中我看到过一篇，其他篇他发到哪个网上我就不知道了。他还给我布置了两篇文章，就是让我写指责焦国标是汉奸这种文章，然后我没写，然后他就是又给我一千块钱。”
经常上大纪元网看高律师的文章，从中挑漏洞，然后写批评文章，把高律师写成像神经病一样，就是当时国保特务给他的“工作”。
在北京国保的命令下，他又与多位中国国内著名的民间民运和维权人士进行了接触，并把接触情况写成报告汇报。线人：“他们有两个目地，一个是跟这个圈子的人搞熟，和你们变成朋友，打入你们那个圈子里了，这是一个；另一个是说，看看你们到底干点啥。”
他说，他是穷的没办法，他说他原先想如果一直能给钱，他就给国保干下去……
“你……我等于是白干了呀”
四月份没拿到钱，他也不想干了。于是，他没有写骂焦国标教授的文章，他和国保人员表示：不干了。
五月份摊了牌，一直和他接触的国保特务说：那你2000块钱得还给我们。
随即，他刚刚找到的稳定工作丢了，老板前一天还给他出点子，和他商量工作，第二天是星期天，老板把他叫到家中说：你不能在这儿干了。
他退还了2000块钱，拿回了收据，心中愤懑难抑：“我前面最起码，基本上平均每个月给你五篇文章吧，你让我去见谁我就去见谁，你再把这些钱都收回去，你……我给你干是等于白干了呀”。
国保特务曾经鼓励他去见一些正在监控下的维权人士，他说，这样不把我抓起来了吗？你们还得捞我。特务回答说：怕什么的呀，你就去，被抓了我们也省得捞你，直接给你往海外网站上一发，你在这个圈子里不就立起来了嘛。
线人：“第一他要养猪，要把我养大，然后他再把我杀掉，他就立大功。他们个别公安人员就是这么讲的。”
他对民运的朋友说：“你的身边保证还有类似这样的人。你应该拿我的故事告诫你身边的人。他们说话就是言而无信，都是出尔反尔。你给他卖了命，他最后还把钱要回去。不要替他们卖命，你没有什么好下场，你什么都抓在人家手里，他想怎么惩罚你就怎么惩罚你，你到最后不得不交钱。”
“到了那个地方，就只能把器官捐出去”
由于和国保决裂，就算曾经是线人的他也感受到了警告：“还有这种话呢，如果是你怎么怎么的，我就要把你变成神经病，然后送给你们家，让你们家养你一辈子。”
他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决定公开自己的经历：“现在到了这样他又要灭口啊，那灭就灭吧。他顶多是开着车然后把我弄起来，然后到里面挖心挖肝，到最后结果不就是这个吗？还有什么结果啊。我要越是不公开，我的危险性就越大。我这样给你公开了，我将来死掉了，那总算也给他记一笔帐吧。我要不这样公开了，死了以后都没人知道我。你以为不公开，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就不把你暗杀啦？死就死了，没办法，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身不由己了，就只能把器官‘捐’出去，自己决定不了了呀。”
记者打电话给国保人员求证，一位国保人员立即掐断了电话“你是谁呀，我这儿忙着呢。”另一位则电话不清楚为由拒绝采访：“我听不清楚，你别打了，哗哗乱响。我不知道！”
在证词的最后，他请朋友们在网上帮助他传播这一段经历，他说，我这一步走错了。
大纪元记者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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