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筠庵

　　现存的松筠庵正门

　　现存的谏草亭


松筠庵东北门

　　达智桥胡同照片

　　松筠庵也叫杨椒山祠，位于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坐南朝北，它是明嘉靖年间杨继盛的故居，松筠庵为原名，在一些文献中也有写作“松云庵”或“松鹤庵”的。杨继盛(1516年－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丁未科(1546年)进士。他是明朝有名的爱国志士、文学家和书法家。
　　故宅中的西侧有杨继盛起草文章的书房，他就是在这里写就了抨击、弹劾权贵的奏章。清代道光的时候僧心泉募集资金在这里建了谏草亭，此亭修建后并在墙壁上镶嵌了杨继盛弹劾严嵩奏章的石刻。石刻是请海盐人著名石刻大家张辛制作的。张辛一直就十分仰慕杨继盛的为人，于是就住在庵中临摹椒山真迹，精勒于石。刻完之后，张辛心竭力尽死于松筠庵内。
　　著名笔记《藤阴杂记》对于松筠庵的变迁说得更加详细。从书中可以知道，松筠庵的主人死后，人虽然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平反和嘉奖，并得到“忠愍”的称号，但是他的故居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维护，致使本来很有名的一处故居日益变得很寂寞，竟至有人将这座名人故居私下里卖了出去，此后可能就没有人知道这原是杨继盛的故居了，至少到了清代的时候才有人出来“访知”，并确定为“忠愍故宅”，仍号松筠。有的地方写作“云”，还有写作“鹤”的，《天府广志》对此作了订正，认为写作“鹤”字是错误的。著名文学家王渔洋集中 “筠”写作“云”，而其所撰《高公墓志》，“云”写作“筠”。可见两字可以相通。徐干学题忠愍书画诗中说:“从此馨香辉鼎俎，至今岩谷锁松筠。”
　　杨继盛，出身贫苦。在七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后来有了继母，待他又不很好。每天只让他去放牛，不让他读书。杨继盛在放牛的途中，常常从私塾路过，他看到村子里面上学的孩子们能读书，心里十分羡慕。于是他就求哥哥，说自己也要去念书。哥哥对他说:“你的年纪还太小，哪有这么小年纪读书的。”杨继盛则回答说:“我现在这么小年纪就能够放牛，为什么就不能读书？”
　　杨继盛的父亲知道这事后，认为他很有志气，就说:“好吧，你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杨继盛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放牛，学业上进步很快。后来应科举考试，果然中了进士，许多有条件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都没有实现的愿望，在一个放牛娃的身上实现了，就连京城里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很佩服他。从一个放牛娃到朝廷大臣，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杨继盛是在嘉靖三十年 (1551)住进北京达智桥的，这一年也正好赶上北方俺答率军围攻北京，而负责保卫北京的咸宁侯仇鸾则上疏主张向其求和，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也同意了这种卖国的主张。杨继盛认为这样做“有辱国体”，不顾一切上疏弹劾仇鸾，主张坚决抵抗。仇鸾对其怀恨在心，并对他进行诬陷，结果杨继盛被投入狱中。出狱后被贬官，到后来俺答违约，仇鸾被诛，皇上才又想起杨继盛，于是在一年之中提拔了他四次，最后任命他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依旧住达智桥胡同。
　　到任刚刚一个月的杨继盛，开始向当时的权贵严嵩宣战。他的夫人张氏和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这个风险了，但他认为严嵩之误国甚于仇鸾，“为百姓兴利除害，虽丛怨冒罪亦有可不暇顾”，他要冒死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的“十大罪”和“五奸”，请求朝廷诛严嵩，皇上大怒，又将杨继盛下狱。严嵩这下可逮着机会了，于是命令他的死党刑部侍郎王学益，诈传亲王的命令，要绞死杨继盛，刑部郎中史朝宾是个正直的官员，对于这个假命令加以抵制。严嵩大怒把他贬到泰州去做了通判。接着又命令刑部尚书何鳌要他判杨继盛死刑，但没有获得皇上的通过。杨继盛在监狱里被关了整整三年，此时有一些正直的官员想营救他。而严嵩的同党则对严嵩说: “今天你不杀他，到头来必受其害。”最后严嵩利用其他案件的朝审机会，将杨继盛的名字一同报了上去。
　　临刑的时候有人给他送来了蛇胆，让他服用，以壮其胆，他说我自己有胆，用不着这玩意。最后口占一绝:“浩然还大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成千古绝唱。他的夫人张氏在杨继盛被行刑前就上书请求:“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怕杨继盛死不了跟他没完，于是把递上来的请求书扣了起来。当张氏听到其夫被害后当天自缢身亡。杨继盛死时年仅40岁。12年后，隆庆皇帝继位为其平反昭雪，并追封其为太常寺少卿，赐谥忠愍。
　　松筠庵还是“公车上书”的发起地。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到京城，全国各地来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听说以后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先在广东籍的举人中进行联系，接着湖南籍的举人也跟着行动起来。1895年4月22日，两省举人联合起来到都察院上书，其他10余省的举人闻风响应。5月1日这一天，康有为联合当时在北京的所有举人，把19个省约有1000多人，邀集到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集会，大家一起商量向清廷请愿的事情。参加会议的人们一致推举由康有为起草奏书。此时的康有为心情激动、热血沸腾，他在谏草堂内奋笔疾书，仅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就写出了1.8万多字的《上皇帝书》，上书中明确提出了拒绝批准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三项主张。梁启超等人把这份上书分别抄写了许多份，散发出去以供大家传阅，前来参加签名的举人多达1200多人。5月2日各省的举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前往都察院递交《上皇帝书》，历史上就称这一事件为“公车上书”(因为各地的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都要乘公车而来，所以叫“公车”)。这一活动为3年后的戊戌变法运动打下了基础。
　　康有为在其自己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对于“公车上书”的全过程有这样的描述:4月 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
　　在十年动乱中，这里的杨椒山彩塑像被砸毁，香炉，祭器及石碑“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景贤堂”、“谏草堂”等均被毁坏。唯有景贤堂、谏草堂墙壁上的刻石侥幸得以保留了下来。北京市人民政府1984年5月24日将这里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