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革墓见证荒谬岁月

沙坪公园里有一座葬有四百余人的文革墓群。据有心人士多年考证，这是中国大陆范围内唯一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重庆沙坪公园管理处开发科的侯卫东说：“我们只能对墓群进行一些日常管理和简单维护，我们从来不干涉游客进去参观凭吊。”侯卫东表示，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公园“在保护的同时一切低调处理”。

占地约三千平方米的文革墓群位于沙坪公园一个不显眼的角落，一个小山包上，共建有一百一十余座坟墓，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开始，最晚的到一九六九年一月结束。除了大门旁的墙上有人随意涂抹的“文革墓群”四个大字，外面再没有任何明显的标记。沿着墓群中间的小道，可以很容易就走进了墓群深处。这里的各种墓碑设计总能看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影子，每个墓碑上都突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一些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口号。而许多墓碑上的字迹，却因长年的风化剥落，已经看不清楚。

墓群里很静，在墓群的大门旁和各种墓壁上经常可以看见各种造访者用粉笔写下的“留言”和“感想”，尽管不断有风雨冲刷，但是仍然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将这片文革墓地视为“幽灵”。一位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人说：“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看见心里就隐隐作痛”。

不过，也有死于非命者的后人把墓地看作是历史的见证。席庆生的母亲葬在重庆沙坪坝区沙坪公园西南角的文革墓群里。她死于文革期间，是重庆不同观点的两大造反派武斗中被乱枪射中，无辜被杀的。今年五十四岁的席庆生，五月六日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回忆当年的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三十九年，依然几度哽咽。他说：“掩盖悲剧会重新产生悲剧。一个民族要健康，就应该勇于说出历史真相，谎言是不能长久的。”

当年的重庆是国家军工生产基地，两派常常以重型武器对打。重庆以一夜间打了一万多发高射炮弹的记录，震惊中南海。一九六七年夏至一九六八年夏，重庆较大规模的武斗就有三十一次。文革武斗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次发生在社会上的内战，各地都处于混乱内斗的无政府状态。原四川（中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理席庆生，对亚洲周刊讲述了他母亲被误杀的情景。

重庆“造反派”主要分为“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派，武斗期间，席庆生家一带被“反到底”派占据了，正是武斗交战最激烈的地方，市民纷纷逃难。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三十九岁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逃难，投奔亲戚家，亲戚那里是“八一五”派占领的地盘，顺便也去找父亲，父亲是“八一五”派的一个头目，正在参加武斗。

开枪乱扫打死同派人

席庆生当时十五岁，弟弟十三岁，三口带着户口本和几十元人民币，手上还拎着一只老母鸡。中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他们来到距离前方阵地六百米的地方，忽然阵地上半自动步枪一阵扫射，母亲应声倒下，席庆生抱着浑身是血的母亲，母亲睁着两眼绝望地看着天空。他和弟弟全身发抖，朝远方阵地挥手大叫“不要打了”，又脱下白衬衣挥动。然而枪声又向了，他赶紧趴下。路两旁是半人高的辣椒丛，再远一点是农村院子，他带着弟弟，贴着地爬了三四十米，躲进了人家的屋子。

席庆生精神崩溃，全身无力，人悲到绝处亦无眼泪。那天下午三四点，他带着弟弟找到那亲戚家，他们早已逃难远走了。大街上到处是逃难的百姓，重要的楼房都是头戴钢盔的造反派“战士”，站在钢板后面，架着机枪，一片战争状态。兄弟俩多番周折才找到父亲，告诉他妈妈被打死了，事后席庆生才知道那阵地上开枪的是父亲一个派的“八一五”派的造反派。身为老共产党员的父亲，听说母亲被打死了，没有多说话，只说“为毛主席而战，为有牺牲多壮志”。父亲问母亲的尸体在哪儿？席庆生告诉了他。当晚，父亲派出一个班的造反派战士，把母亲尸体抬回来，匆匆在那墓地挖坑掩埋。

一年后，重庆武斗平息了，家人才给母亲修了墓。渐渐地，席庆生父亲对文革产生怀疑，看破现实。席庆生成年后也开始关注收集文革资料。

沙坪公园文革墓群是重庆文革墓地之一，重庆有大大小小上百处，如朝天门、北碚、南山、重庆大学、二十七中学、第十中学等，有的墓地仅仅葬两三个人，最多的葬了四百多人。沙坪公园的墓区占地三千平方米，它是中国基本保存完好的规模最大的一座文革墓群。墓群西高东低，坐西朝东，寓意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心。一百多座墓茔埋葬着四百零四人，有的单人葬，有的多人合葬。大部分是文革武斗中死亡的“八一五”派成员，也有在武斗中被意外误杀的。这墓地里的死亡者最小的仅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有工人、学生、职员、军人、官员、教师。

死于愚忠后人难理解

不少墓碑已经风化、剥蚀了。有墓碑上写着“死难烈士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有的引用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鲁迅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有一块碑文上写着：“江丕嘉同志简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在文革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近二十年来，这片墓区十多次传出因要开发而迁移或拆除的消息。这座墓地是原重庆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廖伯康保存下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廖伯康就受到当局打击和错误处理，文革中又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于一九九五年离休。他主持重庆工作时，一度传出有部门要拆除这座墓地。廖伯康认为，这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是一段用水泥和砖头塑造的历史，拆了可惜，于是他下令将墓区封围，暂时不对外开放，无形中保存了这片墓地。每次传出墓区要拆除的消息，席庆生总是四处奔走，呼吁保存历史遗迹。他对亚洲周刊说：“拆除这座墓园是找不到理由的，怎么能让冤魂死无葬身之地？其实，当局也不想挑起历史的是是非非，一旦要拆的话肯定会挑起社会矛盾、引发一系列事件。当局不能不优先考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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