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王韬本人采访，着实让记者费了不少周折。2006年3月27日，当记者拨通王韬的电话时，他却身在吉林。
2006年3月29日，在北京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门口，本刊记者终于见到了王韬。他当天早晨刚刚赶回北京，尽管经过一上午的休整，但从他疲惫的面容中，不难看出路途的风尘与辛苦。
在未曾谋面的几次短信交流中，每每王韬发给记者的短信最后几个字都是“注意保密”。未曾谋面，记者却感受着一份紧张与神秘。
临近中午时分，当身着灰色衬衫、深蓝色西服外套的王韬出现在记者面前时，四十岁上下的他先打量了记者一番，然后提出查验记者的证件。当确认了记者的身份后，他对记者表示：“为了安全起见，请不要介意。”
在位于
六里桥北里的法律出版社四楼会议室，王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父亲的去世
出生于山东的王韬，在父亲去世前，人生可谓一帆风顺。他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妻子温柔贤淑，孩子乖巧懂事，他们的生活富足而幸福。
1997年，在老家农村生活的父亲被医生诊断为脑梗塞后遗症。那时，“我和妻子在城里住，并未和父亲一同生活”。
当时，“父亲的病情并不严重”，医生提醒他们，要让病人坚持按时吃药。
一次偶然在路边聊天时，王韬的父亲得知，有一种由河南郑州某厂出品的药能够治疗他的病。告知他的那人还以身说法地表示，“这个药管用，我当时就是吃这个药好的”。
王韬的父亲信以为真，经过多方打听，在当地某大药房购得了此药。当时一盒药也不贵，60多块钱。但“吃一盒不管用，至少要连续吃7个疗程，一个疗程半个月，一盒药能吃3天。”
“当时，电视台也连续不断地播放该产品的广告，现身说法地请来不少号称吃过该药的人，以此来证明其药效。”王韬谈到这个话题，显得有点激动。
王韬的父亲从第一天同该药“接触”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吃药、买药过程。
起初吃该药的时候，王韬的父亲感觉不错，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对此药的信任。自此，王韬的父亲便停了医院开给他的药品，一门心思地专吃该药。
1999年，王韬的父亲病情突然恶化，脑梗塞二度复发非常棘手。王韬听闻父亲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由县城赶往家中，短短路程，父亲就不行了。
当王韬将父亲的情况告知主治医生时，这名对该保健品也有所耳闻的大夫说：“坏就坏在了保健品上！”王韬说到这里十分愤怒，不经意间提高了说话的嗓门。
才60多岁的父亲最终还是没能睁开眼睛，带着无限的遗憾与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去世后，通过各种渠道，王韬得知，我国法律规定，“保健品只是起到保健的作用，不能治病”。经过一番调查，他还了解到，父亲所购买的药连正规的药厂名称都没有。可在电视上，该药品的宣传广告却一天也没有停息。
当时，他还专门找到了在广告中证明其药效的老人，专程登门拜访。可就在要离开时，却从这位老人的街坊邻居处得知，原来这位老人根本就没有得过脑梗塞，“根本就是一个‘托儿’呀”。
得知老人是个“托儿”以后，王韬又一次登门，这次老人向他道出了实情。原来老人根本就没有得过脑梗塞，当时药厂给了她20元钱，要他们那么说。
“你知道一个广告将会误导多人无辜的人吗？”王韬反问这名老人。
就在父亲去世后十多天时，王韬忍着丧父的悲痛，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请假去北京等大城市，调查保健品的内幕。“看看到底保健品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定要弄明白”。
辞职北上
王韬不顾家人的反对，辞别家乡，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2000年3月份，在北京西四环的一个开饭店的朋友那里，王韬偶然跟一位从事保健品销售的人认识了。当时这个人正在竭力给王韬推荐某保健品：“这位哥们起先跟我说，你可以先吃一个星期看看有没有疗效，有疗效你再买。”当王韬真正下定决心想要买的时候，这位推销员又说：“我建议你一步到位，买三盒能送一盒。”价格算下来，一共六千多元。
“当时我觉得挺贵的，就买了1997元的药品。”王韬回忆当年吃药的情形时说：“当时，我吃过该药以后，头开始发晕，也没有任何效果。”
随即，王韬就拨通了这名小伙子的电话，但没有联系上他。当王韬试图拨打药厂的电话时，却被告知，没有这个电话号码。王韬知道，自己受骗了。
在药店，王韬偶然看到了自己所购买的保健品，可在药店其销售的价格却比他所购买的低好几倍。
王韬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此后，王韬回到老家，正式决定辞去工作，专心来做调查。当时，王韬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王韬的母亲声泪俱下地劝他：“你调查清楚了这些有什么用处吗？你爸爸已经去世了。再说，你放弃好好的工作不做，将来可怎么办啊？”
“我就是想要将其中的内幕调查清楚，为了不让更多的老年人跟我父亲那样丧命。我执意如此，作为家中的长子，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2000年4月，王韬正式加入到了保健品营销的行业内。通过别人介绍，王韬得以加入到该行业内。“一般不经人介绍是进入不了该行业的内部的。”王韬对本刊记者说。
王韬正式打入保健品行业的第一个东家是专门销售灵芝孢子粉的，据王韬介绍：“这家公司所生产的保健品，根本就没有批号。但这并不能阻挡其进入到普通消费者的手中。”
“我最初踏入这一行业的时候，也很茫然。”王韬对记者说，“当时公司的一位40来岁的刘姐来带我，可以说是刘姐领着我进入了这个行业的。”
当时，王韬所卖的灵芝孢子粉分为20g、50g和100g等不同规格。一包50g的灵芝孢子粉就卖到35元钱。
刘姐首先向王韬灌输了一套说明书上的内容，“灵芝孢子粉能提高人体免疫力”，但刘姐却反复强调，灵芝孢子粉能够治病。然后将这一产品的销售对象锁定在了40岁以上的人群。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王韬就跟着刘姐跑社区。“2000年时，跑社区还是比较容易的，大家还是很欢迎的。”
第一次进入社区的时候，令王韬印象深刻的是社区内的人同刘姐的那份熟悉与亲切。当王韬问及社区内的老大爷们该产品如何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好啊！”
行业内有条规矩，对于从事所销售的保健品，营销人员是可以免费吃的。在一次冲泡灵芝孢子粉时，王韬发现，灵芝孢子粉如同油一般在杯子内扩散。“如果是纯天然的食品，为何会有类似于油的物质呢？”
发现这一情况后，王韬就告诉了刘姐。不久，公司的总经理就找到了王韬，婉转地告诉他，“你不适合这份工作”。“我干了两个多月，只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900元钱。”他说。
如此暴利
离开第一家公司后，王韬又来到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所销售的保健品是有批号的。
尽管这家公司销售的保健品符合国家规定，但王韬却发现，公司内所有的保健品营销业务员在面对终端消费者推销产品时，千篇一律地都会说：“这个东西治病，效果显著，很多人都吃过，并且康复了。”
给王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营销人员不会说产品到底是保健品还是药品，初次面对陌生的消费者时，他们首先强调的是该产品会起到何种调节作用。经营销人员察言观色一番后，发觉消费者不具备相关知识时，他们就会反复强调该产品能够根治何种疾病。以此为饵，推销保健品。
对于保健品的营销策略的感触并非是王韬的最大收获。
“第二份工作使得我真正意识到了保健品的暴利。”王韬说，“我曾推销过一种保健品，如同先锋四号那般大小的小药片，100片一瓶的产品其成本不足一块钱，但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为140元左右，最高时，卖到了480元钱。这款产品还没有批文，但是销售却非常好。”
为何会出现如此的景况，王韬认为，“这得益于保健品营销的先进的销售模式”。保健品的营销人员几乎个个都是老年人问题专家。
许多营销人员刚来时都对保健品夸张的疗效有怀疑，经过不断的洗脑，最后他们就完全相信了自己从事的“事业”，从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大多数业务员既是销售者又是消费者，“卖产品给亲人，认客户干爸、干妈、干爷爷的现象很常见”。
曾担任过人事工作的王韬对记者说，保健品行业提供给业务员的待遇有三条：“一是不错的薪水，二是良好的上升空间，三是家庭般温暖的工作环境。”
对于营销人员的收入，王韬也毫无避讳，他告诉记者：“在保健品行业内，如果跳槽次数多，懂得医学，那么这样的人比较受公司的青睐，相对地收入也会比较高。”
对于新人而言，公司会设定一个保底任务。对于价格相对中等的保健品公司而言，一般的保底任务为两万元钱，完成保底任务会拿到保底工资1500元钱。超过两万元的，按照比例提成。在保健品行业内，最低的提成比例为4%，最高的提成比例能达到20%。
危险与责骂
6年的时间里，王韬辗转于全国13家公司，最长的呆了半年，最短的只有三天。
在“卧底”期间，王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劝说消费者不要购买保健品。为了不让行业内的人知道，他通过电话等隐蔽的方式提醒消费者，避免上当。
每当公司要召开产品推荐会，他就尽量在最短时间内拿到出席会议的消费者名单，然后万分小心地给消费者一一打去电话，提醒他们不要上当。
有一次，当王韬将电话打通后，接听电话的老太太十分信赖该产品，一听王韬这话，当即就火了，表示要给王韬所在的公司打电话。王韬挂断电话后，吓得连公司都没敢回，选择了立即消失。
在保健品行业“卧底”期间，风险无处不在。当王韬善意的提醒换来责骂时，“心里委屈极了”，说到这里，王韬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但这些并未能阻碍他探求真相的步伐，因为2004年一位老人的去世再次震撼了他的心。
2004年的春天，王韬所在的公司接待了这样的一位消费者。“当时，作为保健品销售，我们主打的人群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并且选取的对象为城里人。”
60来岁的王大妈住在农村，当时身患糖尿病的她去县城的某家医院看病，碰到了公司内的一名营销人员。在营销人员的热情推销下，王大妈和老伴决定购买该保健品。当时家境不富裕的老两口，是回家卖掉仅有的一头牛凑的钱。听营销人员说，当时老两口凑来的钱还不够，差20多元。
听到这些，王韬的心被触动了，这些钱可是老两口全部的积蓄呀！
“如果当时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告诉老两口，不让他们买。但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出差在外。”王韬至今为此懊恼。
6年间的悲苦与辛酸，被王韬一一记录了下来，他告诉记者：“我会将这几年的点点滴滴汇集成一本书，通过我的笔揭露出保健品行业的各种骗局，让更多像我父亲、像王大妈这样的人不再受骗！”
4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时，王韬告诉本刊记者，他会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他去世的父亲，“为了给父亲一份安慰”，同时他还想通过记者的采访向广大老年人转达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法律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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