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不断警告我，说我的名字已经进入了黑名单，上头找他谈话，明确指出，要他断绝和我往来。我的确和这位未谋一面的老右朋友有电子邮件关系，但都是几句话的信件，因为，如果我有高见高论，都写成文章，何必写在信上，浪费时间。这又不是谈恋爱，缠缠绵绵，多多益善，没完没了。我只是有一点奇怪，上头怎么知道他和我有联系。
如今，网警都是网络游戏的高手，休想防备他们。既然我的文章全部实名发表，所以除了防病毒，我几乎不考虑防网警的问题。对他们防不胜防，也不必防。我倒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阅读我的文章，包括网警。那才好呢！
但是我毕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舆论自由、通信自由的国度里。所有领导人的信誓旦旦的讲话，第一是先相信，第二是后怀疑。只要中共不宣布反右运动是绝对错误的，是违反宪法的，是违反人权的，我们就一天不能相信中共领导人不再玩弄“阳谋”。我已经戴过两次右派帽子了。我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想了一个办法验证，果然，我可以断定，我确实是进入了网警黑名单。
至今我在网上发表了三四十万字的文章。我的文章，都是署的实名，并且落款“山东大学附中”。这倒不是学习古代剑侠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遗风，而是表示文责自负。再说，文章既然要叫人家读，就要叫人家知道作者的身份。知人论世，是写作阅读的通例。这样一来，就为搜索我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方便。
今天，3月20日，我打开GOOGLE，输入“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这样搜索几乎不会掺杂进同姓名的人。目录显示“约有624项符合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的查询结果，”。可是，其中只有发表在国内报刊网站和不予屏蔽的美国“新语丝”网刊的文章基本上可以打开，发表在《新世纪》《议报》《民主论坛》上的文章，收录很不全，基本上打不开。
前些时我作过试验，以同样的方法，输入“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出来目录的首页，显示“约有218项符合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的查询结果”。在中国，打不开目录首页中的任何一篇文章，也打不开第2页以后的目录。通过动态网连接以后，可以打开目录首页的文章，但是第2页以后的目录都打不开。
我要我的儿子在美国以同样的方法搜索，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由此可见，我列入了网警的黑名单。
我是一个72岁的老人，退休十几年了，关心国家的发展进步，因此，大胆地建言献策写文章，议论中国的国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国的网站要封锁我的文章，我们束手无策，可是你美国的网站，怎么也按照共产党的名单实行封锁。你们怎么这样听共产党的话呀！
2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在北京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公民可自由使用国际互联网，中国与境外的信息沟通是顺畅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
刘正荣说，中国网民的言论十分活跃，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政治性很强的内容。至于在互联网上的哪些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里做了明确的表述。
上面我遭遇的例子，请问刘正荣，作何解释？
（二） 黑名单的故事
说起黑名单，悠悠往事，涌上心头。
上海解放的时候，我正好15岁，是新建中学的初中生。暑假中，我们学校和共产党的地下中心、被称为“民主堡垒”的储能中学合并，校名不改。储能中学过来的教师学生地下党员一大批。据说，储能中学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先后有共产党地下党员教师达30多人，学生达80多人。上自校长，下至传达员，都有共产党员。他们“掺沙子”后，新建中学面目一新，立刻成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学校，被列入上海首批建立青年团的试点中学。因此，1949年11月4日我就有幸加入了青年团。这时距离上海解放才5个月零8天。
我的入团介绍人程云冠就是地下党员。我每当听他们讲起地下工作的惊险故事时，总是充满了羡慕与向往之情，大有生之恨晚的遗憾。他们说，上海临解放前夕，得到信息，发现国民党正在按照黑名单，准备逮捕他们。他们在组织的布置下，全部安全逃出上海，进入解放区，然后随解放军解放上海。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经历啊！
但今天想想，他们之上黑名单，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政权。他们是国民党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今天上黑名单，不过是写文章，书生议论而已。
（三）半夜逃亡的故事
朋友告诫我要注意安全？我怎么才能保护自己呢？我是束手无策。我可以写文章，夸夸其谈，随心所欲，纵横驰骋，可是面对公安、国安，我是一筹莫展。我说，那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从此搁笔，不写文章，不写信，把电脑关闭，和老伴对目相坐，……可是还有我的旧帐要不要追算？
说起脚底板抹油，我说说自己文革中深夜逃亡的故事。那时，我在烟潍公路和胶莱河相交的东侧的新河镇华侨中学，属于平度县。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两派打过来，打过去，不过真正动手打倒没有，毕竟是一个农村中学，没有社会外力影响。有一天，这一派的学生告诉我：据消息，今晚将有来自县城的某组织的介入，在我校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他们劝我赶快离开，免得受到连累。于是，晚饭后，我只好匆匆出门，走过胶莱河，逃向邻县昌邑。从新河镇到昌邑县城有40几华里。我没有自行车，只能步行。那时我三十几岁，走几十里路还无所谓。半路上，遇到两三批手拿梭镖、木棍的农民或学生，把守路口，气氛十分紧张，好像防范鬼子扫荡似的，他们倒是对于我这个徒手单身的夜行客没有盘问。午夜时分，我走到了昌邑县城。这里我还熟悉，找到车站旅馆投宿。这里的客人，都是进城赶集不归的农民一类人。一律睡大通铺，只铺了芦席，每人只收两毛钱。好在夏天，热得很，可是几十个劳动人民集中睡眠，每人带着一身汗臭，叫我这个一身臭味的臭知识分子，实在掩鼻难眠。我找了一个窗子口，倒在窗口下，还能吸进几口新鲜空气，不时瞅瞅星光闪烁的天空。就这样苦苦挨到天明。
可是天一明亮，旅馆的女服务员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民警早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形单影只地跑来昌邑城干什么？……把我仔仔细细审问了一顿。至于结局我就不介绍了。
可见，在这个国家，天网恢恢，无处可以逃遁，何况如今我都72岁了！
（2006-3-20于山东大学附中）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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