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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我上了网警黑名单

 2006-03-22 00:1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一)我上了网警黑名单

友人不断警告我,说我的名字已经进入了黑名单,上头找他谈话,明确指出,要他断绝和我往来。我的确和这位未谋一面的老右朋友有电子邮件关系,但都是几句话的信件,因为,如果我有高见高论,都写成文章,何必写在信上,浪费时间。这又不是谈恋爱,缠缠绵绵,多多益善,没完没了。我只是有一点奇怪,上头怎么知道他和我有联系。

如今,网警都是网络游戏的高手,休想防备他们。既然我的文章全部实名发表,所以除了防病毒,我几乎不考虑防网警的问题。对他们防不胜防,也不必防。我倒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阅读我的文章,包括网警。那才好呢!

但是我毕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舆论自由、通信自由的国度里。所有领导人的信誓旦旦的讲话,第一是先相信,第二是后怀疑。只要中共不宣布反右运动是绝对错误的,是违反宪法的,是违反人权的,我们就一天不能相信中共领导人不再玩弄“阳谋”。我已经戴过两次右派帽子了。我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想了一个办法验证,果然,我可以断定,我确实是进入了网警黑名单。

至今我在网上发表了三四十万字的文章。我的文章,都是署的实名,并且落款“山东大学附中”。这倒不是学习古代剑侠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遗风,而是表示文责自负。再说,文章既然要叫人家读,就要叫人家知道作者的身份。知人论世,是写作阅读的通例。这样一来,就为搜索我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方便。

今天,3月20日,我打开GOOGLE,输入“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这样搜索几乎不会掺杂进同姓名的人。目录显示“约有624项符合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的查询结果,”。可是,其中只有发表在国内报刊网站和不予屏蔽的美国“新语丝”网刊的文章基本上可以打开,发表在《新世纪》《议报》《民主论坛》上的文章,收录很不全,基本上打不开。

前些时我作过试验,以同样的方法,输入“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出来目录的首页,显示“约有218项符合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的查询结果”。在中国,打不开目录首页中的任何一篇文章,也打不开第2页以后的目录。通过动态网连接以后,可以打开目录首页的文章,但是第2页以后的目录都打不开。

我要我的儿子在美国以同样的方法搜索,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由此可见,我列入了网警的黑名单。

我是一个72岁的老人,退休十几年了,关心国家的发展进步,因此,大胆地建言献策写文章,议论中国的国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国的网站要封锁我的文章,我们束手无策,可是你美国的网站,怎么也按照共产党的名单实行封锁。你们怎么这样听共产党的话呀!

2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在北京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公民可自由使用国际互联网,中国与境外的信息沟通是顺畅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

刘正荣说,中国网民的言论十分活跃,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政治性很强的内容。至于在互联网上的哪些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里做了明确的表述。

上面我遭遇的例子,请问刘正荣,作何解释?

(二) 黑名单的故事

说起黑名单,悠悠往事,涌上心头。

上海解放的时候,我正好15岁,是新建中学的初中生。暑假中,我们学校和共产党的地下中心、被称为“民主堡垒”的储能中学合并,校名不改。储能中学过来的教师学生地下党员一大批。据说,储能中学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先后有共产党地下党员教师达30多人,学生达80多人。上自校长,下至传达员,都有共产党员。他们“掺沙子”后,新建中学面目一新,立刻成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学校,被列入上海首批建立青年团的试点中学。因此,1949年11月4日我就有幸加入了青年团。这时距离上海解放才5个月零8天。

我的入团介绍人程云冠就是地下党员。我每当听他们讲起地下工作的惊险故事时,总是充满了羡慕与向往之情,大有生之恨晚的遗憾。他们说,上海临解放前夕,得到信息,发现国民党正在按照黑名单,准备逮捕他们。他们在组织的布置下,全部安全逃出上海,进入解放区,然后随解放军解放上海。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经历啊!

但今天想想,他们之上黑名单,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政权。他们是国民党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今天上黑名单,不过是写文章,书生议论而已。

(三)半夜逃亡的故事

朋友告诫我要注意安全?我怎么才能保护自己呢?我是束手无策。我可以写文章,夸夸其谈,随心所欲,纵横驰骋,可是面对公安、国安,我是一筹莫展。我说,那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从此搁笔,不写文章,不写信,把电脑关闭,和老伴对目相坐,……可是还有我的旧帐要不要追算?

说起脚底板抹油,我说说自己文革中深夜逃亡的故事。那时,我在烟潍公路和胶莱河相交的东侧的新河镇华侨中学,属于平度县。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两派打过来,打过去,不过真正动手打倒没有,毕竟是一个农村中学,没有社会外力影响。有一天,这一派的学生告诉我:据消息,今晚将有来自县城的某组织的介入,在我校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他们劝我赶快离开,免得受到连累。于是,晚饭后,我只好匆匆出门,走过胶莱河,逃向邻县昌邑。从新河镇到昌邑县城有40几华里。我没有自行车,只能步行。那时我三十几岁,走几十里路还无所谓。半路上,遇到两三批手拿梭镖、木棍的农民或学生,把守路口,气氛十分紧张,好像防范鬼子扫荡似的,他们倒是对于我这个徒手单身的夜行客没有盘问。午夜时分,我走到了昌邑县城。这里我还熟悉,找到车站旅馆投宿。这里的客人,都是进城赶集不归的农民一类人。一律睡大通铺,只铺了芦席,每人只收两毛钱。好在夏天,热得很,可是几十个劳动人民集中睡眠,每人带着一身汗臭,叫我这个一身臭味的臭知识分子,实在掩鼻难眠。我找了一个窗子口,倒在窗口下,还能吸进几口新鲜空气,不时瞅瞅星光闪烁的天空。就这样苦苦挨到天明。

可是天一明亮,旅馆的女服务员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民警早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形单影只地跑来昌邑城干什么?……把我仔仔细细审问了一顿。至于结局我就不介绍了。

可见,在这个国家,天网恢恢,无处可以逃遁,何况如今我都72岁了!

(2006-3-20于山东大学附中)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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