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名叫休·汤普森的军人，1967年参军赴越南作战，为了使美军包围圈里的9个越南平民免遭屠杀，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你们开枪，我也开枪！”他的行为在当时遭到非难并受到官方调查，但后来五角大楼授予了他越战纪念章。他在“生活中的英雄”排行榜中列第二。
再一位也是参加越战的军人，叫约翰·麦凯思，自1967年起他在越南整整呆了6年，但这6年他并不是在战场上厮杀，而是呆在越南人的战俘营里。就是这样一个战俘，回国后不仅受到英雄的礼遇，而且还当上了“干部”(走上了政坛)。他在排行榜中列居第六。
再一位是黑人女士，名叫罗莎·帕克斯，1955年12月1日，帕克斯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下班，疲惫的她坐在白人专座上并拒绝为一个粗暴的白人男人让座。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后来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黑人民权运动。她在排行榜中列第九。
必须承认，以上我的列举是有选择的，为美国公民所首肯的也有“烈火中的英雄”和战场上的“孤胆英雄”。可毕竟上述几位英雄人物也能从千百个英雄中脱颖而出，名列英雄榜中。
关于英雄，记得早在十多年前人们刚刚可以“自由论坛”的时候，由全国文化名人和军事专家组织起来的“军事文化论坛”，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笔者有幸忝列其中，谈了自己的拙见：曾几何时，我们的英雄必须是悲壮的惨烈的，而不是思想的快乐的幸福的。如果英雄只有悲壮和惨烈，那无异于崇尚死亡。英雄应具有多样性标准，职责有限，贡献无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美好的目标面前不居于人后，等等，这何尝不是英雄？
在现代文明社会，英雄观应该有很强的人性色彩、人本色彩。上述几位被美国人推崇的英雄就具有这样的特色。年轻的汤普森虽然服从国家的调遣，投入了对越南人的作战，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当做战争的机器，逞匹夫之勇，而是从人性和人本的角度来审视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和平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命安全，战场上伤害任何一个无辜者的生命，都是与战争的目的相违背的。他的思考打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打破了世俗的战争观，富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
按照狭隘的英雄观，麦凯思好像也算不上英雄。他仅仅是个俘虏兵。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一日当战俘，终生是耻辱，何可遑论英雄？
比照起来，我更倾向于理性化、人性化的英雄观，而不是动辄就献身、就义、壮烈。尽管献身也不失为英雄，但绝不能认为只有献身才是英雄。如果只有付出生命才能博得一个英雄称号，那无异于像鲁迅先生说的，教人去送死。
黑人女士帕克斯被推举为英雄，则更意味着人们对人性、平等、自由、博爱和真理的追求。她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甚至可以说，她仅仅为了使自己疲惫的身子得到小憩，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自私心理的。但人们从她“自私”的另一面看出了她维护个人权利、挑战种族岐视和追求人的平等的一面。
我们也有许多英雄，他们大多数的品德和精神无疑也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属于献身型、拼命型、勤奋型、苦干型和无私型的，很少听说哪位因为真理而斗争、为自由平等而斗争而当选为民族英雄。中共建政50周年的时候，文艺舞台上曾推出一大批共和国英雄，但却没有陈独秀，没有马寅初，没有张志新，没有遇罗克，没有林昭，没有俘虏兵，也没有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站在纪念碑前演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习惯推举这种为真理而斗争的英雄？但我们也不要混淆了英雄与英雄行为的概念，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英雄之举和英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若将英雄之举当做英雄，这实际上是对英雄的小视、矮化和将英雄庸俗化。
在美国这次评选的20位英雄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获得荣誉时都是活着的，没有一个奋不顾身、英勇捐躯，或累死、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故意。如果是后者，我想他们在推举英雄这件事的本身，就彰显著一种人本思想，体现着对人的生命的珍重。美国人不想推举为英雄壮举而死去的人，其用意大概正是为了不主张人们为完成某一义举去献身吧？这种英雄观不能不让人佩服－－活着比完成英雄壮举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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