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们一共九位，都一色的便衣，两辆警车也停在我家几十米以外。他们进到我家后，应我的要求，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搜查证，长沙“国安”的头姓张，浏阳的平时已是熟人。接着对我的陋室拍了照，查抄和扣押了我的一部用来写作的二手电脑，喻东岳1999年获得的“六四精神和勇气奖”的奖牌，以及两本《黄花岗》杂志等物。
当时，我母亲与我女友都在家。为了不让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受到惊吓，我谎称是我的朋友们到访，屋子太小，哄骗她先到我姐姐那去（我姐姐就住在我住所的后面）。我女友和我同居已有两年，两人靠家教为生，大概内心从未以我为什么不法之徒，加上与警察没打过交道，虽然我不愿与“国安”们有什么冲突，但由于气愤和激动，我的女友还是和他们发生了几句口角。搜查大约进行了一小时，“国安”们给我开具了一份扣押物品清单。
之后，我被他们带到浏阳市公安局国安大队，继续接受详细的询问和笔录。询问过程中，我除了对自己所写和发表的十来篇文章表示负责，并声明自己一贯的非暴力抗争思想之外，对“国安”们问到的可能涉及他人的问题，一概以“无可奉告”的态度对之。另外，则是以“六四问题”和“喻东岳问题”对其进行反洗脑。
值得一提的，“国安”们对我的态度，倒也相映成趣。他们中，除一人使用了“你不老实！放老实点！”的文革语言，并被我当即驳回而哑口失声外，其余者都是一副“我们只是奉命办事”的客气态度。对我提的“六四问题”和“喻东岳问题”也只是反复答以“政治问题我们不与你讨论”等语。其中的两位年轻“国安”，口气与眼神之间，除了客气，甚而含有几分尊敬的意味。
直到今日，浏阳的“国安”仍然以“上级没有回复”为由，拒绝归还我的电脑，这给我的写作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经历此事，我的女友也有了很大的思想压力和震动。尤其令我焦心的是，我的年迈76岁的母亲事后也听到了邻居们的谈论，并因此发作了冠心病被送往医院救治。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我遭正式传唤和搜查的同一天，湖南涟源的陈少文君也被当地“国安”口头传唤。五天后的12月13日，远在北京的刘晓波君也遭“国安”正式传唤和搜查，电脑也被扣押。12月23日，南京的杨天水君竟以所谓的“涉嫌煽动颠覆政府罪”，被刑事拘留；重庆的许万平君则以所谓“颠覆政府罪”，被重判12年。现在，更是传来为匡扶正义挺身而出的高智晟君险遭不测的消息。联想起不久前武警枪杀无辜的广州汕尾事件，人们不禁会问：这是否是专制政权的末日疯狂？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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