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销近万，诊治费占1.54％
费用共计8645.62元，平均每天2880元。“对于和她状况相似的病人，这是个很一般的数字。”一位医生说。
上述费用主要由药费、治疗费、化验费等构成，其中药费5591.46元，治疗费460.34元，化验费934元。还包括几项特殊费用－呼吸机使用费，每天200元的急诊观察费、心电图费等。而张印月的诊治费－－－被认为最能体现医生技术水平和价值的花费－－－三天只有34元。
9月19日中午，神智不清的张印月被送进了某市一家三甲医院。在此之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张印月已经卧床三天。
死神来源于感染性休克－－－所有休克中最为凶险的一种。她还出现心跳、呼吸和肾脏三项功能的衰竭。病史记录，张印月入院后经过一天的抢救，情况有所稳定，遂于次日转入急诊住院部，但仅过一天便宣告不治。
昂贵的抗生素在对老人的抢救中，医院总共用了五种抗生素庆大霉素、亚胺培南、盐酸万古霉素、罗氏芬、头孢他啶。除了庆大霉素每支仅0.38元外，其他4种单价均在100元以上。其中亚胺培南单价为218元用了7支；而单价180元的盐酸万古霉素使用了3支。它们都是目前最昂贵的抗生素，占到张印月用药总额的一半左右。而起到主要作用的抢救药品有12种、270支，总价值仅为191元。
但病历显示，在使用了多支价格不菲的抗生素之后，张印月的白血球数量不降反升。
著名药学专家、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王大猷称，作为抗感染药物，抗生素使用并非越贵越好，许多感染用传统便宜的抗生素完全可以治好。
而另一位临床药剂师介绍，泰能亚胺培南、稳可信万古霉素这些通过肾脏代谢的抗生素，对于张印月这样的肾衰病人而言，用起来应该相当谨慎。记者从“放心用药网”上看到，严重休克者禁用泰能亚胺培南。
值得一提的是，收费清单显示，医院共收取7支“泰能”的费用，而治疗单上仅有4支该药品的使用记录。另外3支哪去了？病人家属为此与院方交涉，护士长承认多开了3支，并承诺退还相关收费。
张印月去世一周之后，国家发改委宣布新一轮药品降价，这也是我国1998年以来的第17次药品降价，涉及的药品主要是抗生素。不过，降价药并不包括泰能和稳可信。
记者了解到，在张印月就医的这所医院，不久前一位心内科主任因为收取药品回扣被警方拘留。
19公斤的“大输液”
入院后，张印月身上插上了两根输液管同步输液，一直到21日病人家属要求停止治疗后拔下。张印月的大部分用药都是通过输液方式进入体内。
清单显示，张印月总共输液1.9万余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体重的一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液本身收费计750元。加上因输液产生的其他费用－－－如敷料费、输液皮条费－－－共有1100元左右。
1995年以来，中国的“大输液”产业蓬勃发展，年增速超过16％，已经形成一个每年30多亿元的巨大市场，是我国医药工业五大支柱产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率最高、发展最为稳定的一种”。而这个日渐兴盛的庞大市场，均需通过医院完成销售和消耗。
一些传统的用药方式也因此发生改变。比如，临床给药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这曾一度是医务人员的用药基本原则。“可现在的情况正在倒过来。在医院里，不管什么药都要靠大输液。”一位医生说。
院方的解释是，张印月这样的危重病人无法口服用药，只能通过输液。张印月的外甥女、医生陈晓兰否定了这种解释，她认为张印月即使不能口服用药，也可以静脉注射，事实上，很多抢救药往往因大输液的稀释，而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有效浓度，从而导致抢救失败。
张印月的病历上显示，这位濒危病人进医院时就已经处于医学上所称的“无尿状态”。这意味着她的肾功能已经丧失。而治疗学要求，病人处在“少尿”状态时，就应严格控制输液。大量的输液和极少的排出量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让张印月原本干瘦的身体迅速肿胀起来，一直到她死亡。
没有牙垫的呼吸机
陈晓兰是9月21日晚上接到消息后赶到医院的。她第一眼看到张印月嘴里插着一个白色注射器。“我有着30年医龄，但从未见过这样使用呼吸机。”她惊讶地说。此外，陈晓兰还看到有鲜血沿着张印月嘴角流出。
医生解释说，医院买呼吸机的时候，并没有进通常配套用的牙垫，但院方发现用注射器代替效果也很好。因此就在院内推广开来用。陈晓兰当即向院方索要呼吸机说明书，因为只有说明书才是医疗器械使用的法定依据。但院方并没有提供。
张印月嘴角出血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医生当时解释，是病人的牙出血，并不要紧。可是张怡却称，母亲装的全是假牙，不可能出血。在张印月撤掉呼吸机、拔掉注射器之后，失去阻碍的鲜血和血块一下从张印月嘴里涌了出来，这个情景给家属流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呼吸机的费用是每小时8元，插管的费用另计，一根185元。
陈晓兰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印月瞳孔扩大，对光反射已经不存在，手脚出现大片淤血。“她实际上已经死亡。”陈说，“心跳和呼吸之所以尚存，只不过是在呼吸机与药物作用下维持的一种生命假象。”因此，她要求院方撤掉呼吸机。
医院最初予以拒绝，认为病人心跳尚存，呼吸机仍有必要。确要撤下，需经上海市医保局同意，否则，医院将承担责任。陈晓兰当面向上海市医保局核实，证实并无此规定。院方最终决定家属签字后先停止用药，待心跳停止后再拔气管插管。
停药数分钟后，病人心跳停止，医生终于撤下呼吸机。然后，正式宣布张印月死亡。
“如果不是因为表妹陈晓兰去了，母亲不知还将在医院躺多久。”张怡说。
陈晓兰还发现，对张印月实施救治的这所三甲医院，具备一切现代化治疗措施，包括装备齐全的重症监护室。
然而一些以前常用的诊疗用具在这里却不见了。比如，她在对张印月进行瞳孔对光反射(一种判断病人死亡的常规方法)检查时，医生手头没有手电筒。
伦理之争：非要送医院吗？
9月19日早上，张印月发病住院前，与大儿子张怡相熟的一位医生曾探望过老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觉得她最好在家休养，不用送医院。”这位医生认为。因为以老人的身体状况，在救护的搬动过程中，反而容易发生意外。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社区医生定时探望一下，保证不产生意外。即便老人情况不好了，也完全可以在家自然地离开。靠医疗手段维持没有质量和尊严的生命，是没有必要的。
但家人最终拨打了“120”。这不是出于治疗的需要，而是为了“避嫌”。因为张怡与母亲同住，“如果不送医院的话，容易让弟妹们产生误会，以为是我没有尽心。”这位孝子说。
围绕着母亲的死，张怡仍在与院方交涉。医院最初答应患者与给张印月治疗的医生见面，并提供相关药品的说明书，但后来又予以拒绝。并答复称如果认为医院有问题的话，可以去打官司。
“我们其实并不想打官司，只是想讨个说法。”张怡说。直到现在，母亲嘴流鲜血死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使他一直陷在深深的自责之中。“我后悔将妈妈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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