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十月一日过去了，几年前我们曾把这天当作欢天喜地的节日来过，可现在它成了一个最令我心痛的日子。几年来波波折折的经历使我明白这是中国的国殇日，一个注定要使中国人承受诸多苦难的日子。七年来每一个“十一”的景象历历在目，我打开电脑，写下了那些令我终身难忘的人和事。
1999年的国殇日－－心中的最痛
95年从建筑学专业毕业，因为学习勤奋，成绩很好，考进了一个不错的单位，成了一名建筑师，因为工作关系常能接触到一些政府官员，一些国家级的高层官员的住宅和各种用房都出自我的手笔。
我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科学院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可一家人却从来没住过一套象样的房子，历次单位分房，我父亲总是候补一号，可总是分不到。我是家里的老小，不太懂得照顾家，但父母从小就教我做人要老实善良。我在1996年得到了一本《转法轮》，觉得那里面讲得很有道理，所提倡的“真善忍”正是我要寻找的人生真谛。师父教育我们要照顾家庭，正常的生活，要孝顺父母，教育好子女。修炼了几年，我受益颇多，感到生活越来越有希望。1999年，已经退休 3年的父亲总算有了分到房子的机会。我帮助远在美国探亲的父母抓住了这个机会，帮助他们办完了复杂得令每个人都感到头大的分房手续，领到了一套有近50年历史的老旧公寓的钥匙。
那公寓原来是几家合住的，一进门，那份脏乱让同去的亲戚都摇头。我打了保票，忙忙活活的跑前跑后，把那套又脏又乱的房子打扫出来。当时我工作正忙，每晚要在单位干到十点，所以我就利用整个周末，亲自设计，找包工队，买建材，自己出钱为父母装修，把这老旧的套房变得清新而美丽。亲朋好友和居委会的干部都说“这老俩口有这么个女儿真是福气。”我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父母享点儿福，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99年国殇日前一天，父母回国了。我把他们先接到我的住处，让他们先倒倒时差。第二天是国殇日，父母在客厅看着电视，看到江泽民在中共的阅兵式上象木偶似的表演，也觉得很可笑，招呼我过去看。但我独自在厨房为明天的20多位亲友团聚准备家宴，心情很不好。因为就在房子的事刚料理完，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电视上不停地循环播放诽谤我的师父，污蔑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消息。这场镇压破灭了我刚刚燃起的希望。那时父母虽然知道法轮功被镇压，但不曾预料女儿未来将经历的魔难。想到与父母才聚在一起，我便走出厨房陪他们小坐了一会。
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们一起吃饭。国殇日后，我和他们吃饭，酒过三杯，他们开始调侃江泽民国殇日阅兵的表现，说：“防弹衣一直穿到脖子根儿，就一个脑袋漏在外面还怕成那样？跟僵尸一样，真跌份！”
镇压法轮功刚开始，北京的气温马上就创了40多度的记录，南方洪水肆虐，但中共不懂关心百姓疾苦，救灾不是重点，还用谎言毒害百姓，那盛大的“国庆”和阅兵不过是挥霍百姓的钱去显示武力，粉饰太平。
2000年的国殇日－－身受重伤
镇压法轮功已经一年多了，从迫害法轮功开始，法轮功学员逢年过节经常被提前关押，没有传票、没有拘留票，警察和“610”非法组织只说“找你谈话”，就会一直把你关到节日过完。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去殴打和受酷刑折磨。我也因为法轮功原因被迫从单位辞职。
北京商学院的一位功友，讲师赵昕，因为在家附近的公园炼功，被海淀分局的警察抓进海淀看守所打断了三节颈椎。国殇日的几天前，我去海淀医院探望赵昕。病床上赵昕已经全身瘫痪，她的身体看上去那么苍白、瘦弱，她亲戚在为她活动骼膊。她的喉管被破坏，不能说话，左眼眼皮肿胀，已经被警察弄瞎了，黑白眼球混在一起。我站在她的左侧，她右眼转好大的角度才看到我。我鼓励她说：“赵昕，你真坚强。咱们的名字都是‘昕’，是太阳将要出来的时候的意思，我要和你一起坚持到太阳出来的那一天。”她看着我，笑得那样淳朴憨厚。
后来当我自己也身受重伤躺在床上时却得知了赵昕去世的消息，我真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北京女子劳教所的警察们造谣说赵昕的伤是自己撞的，但赵昕的伤情是我亲眼所见，赵昕头上没有撞击的伤，身上却有很多伤，而且非常重，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撞成这个样子。一个这么善良又有才华的人，就这样被酷刑折磨死了。
我从单位辞职后向人才中心组织部的人提出退党，当他们得知我退党的原因是因为文革的惨剧又重演，身边实实在在的人被这样无辜伤害时非常感慨，同时也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真诚实，愿意把退党的原因告诉我们。这样吧，你所有与党有关的材料全在这个信封里。你转档案时就不要落这个信封了，你的档案里也就没有与党有关的材料了。否则，组织部的人还要向上汇报你退党的事，他们也吃罪不起，你会受苦的。”
这一年国殇日的假期之前，为了不愿让我被抓去，父母买了去河南旅游的车票，正准备30日离开北京，可就在29日晚，海淀分局和海淀派出所的警察来到我家。
那天晚上8、9点钟有人敲门，母亲开开门只见5、6个彪形大汉在黑暗的楼道里晃动，说是让我收拾一下，要带我“去谈话”。很多功友都是这样被骗走的，又刚见过赵昕被海淀警察打坏的样子，我哪肯跟他们走？我家住二楼，于是我从窗户爬出去，想从墻外的栏杆上爬下去，黑夜中被一根黑色的电缆绊了腿，摔了下来，臀部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被摔得眼冒金星，想站却站不起来。与此同时，警察们也从楼道里追了出来。
在我的要求下，警察叫来了救护车押着我一起去医院。在救护车上母亲一直扑在我身上，看到女儿受了这么重的伤，我父母的心都碎了。那个分局的警察一上车就坐在我们旁边，眼镜片儿后面一双眼睛闪着寒光，冷冷地说：“看着她们，不许她们说话。”就连母亲轻声问我伤得怎样、疼不疼，都被警察打断。
我要求去积水潭医院，那里的骨科在中国最有名。大夫诊断完了说我是“腰二爆裂性骨折”，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因为同样的伤，在轮椅上坐了一辈子，成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刚检查完，我还躺在推车上，就被警察审问。警察没问出什么“罪证”，有些扫兴。海淀派出所刚赶来的一个小警察看到我受重伤，动不了了，高兴地说：“这下过节的时候咱们可省心了！”
我父母刚陪我做完检查，也遭到警察审问。警察把他们叫到走廊很远的地方去，逐一搜查了我包里的东西，只有一张活期存折和一些随身的日常用品，警察怀疑这存折与法轮功有关。我父母告诉他们这是今晚才从家拿的，为了明早帮助有困难的同事应急。警察见实在找不出什么“罪证”，就说我是因为炼法轮功自杀！可我当时摔下来的情景是警察亲眼所见。母亲真是太气愤了，质问他们：“她怎么可能是自杀？！自杀跳楼应该头朝下，能把腰给摔了吗？！”警察无言以对。
积水潭这么著名的医院，却说医生们都已经准备过节了，不能安排正常的手术，也不愿加急诊。推说我没有伤到神经，待着没事。要等到７天的长假过完再说，这样至少要等十天后才能安排手术。我当时腰椎第二节碎了，虽然没有伤到神经，但也有些压迫。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躺这么多天不治疗，也不用药，对神经损害有多大。为了防止碎骨伤到神经，我不能翻身，吃饭、大小便全是问题。积水潭医院也不肯为我安排床位，把我转到了他们的合作单位，一家武警小医院，大夫全是没有经验的年轻军人。我就这样被抬来抬去，每抬一次，都是一番痛苦。幸好有一些警察还是有良知的，非常小心的帮我的家人一起抬，没有让我受更重的伤。
积水潭医院的医德如此，后来他们配合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编造自焚伪案也就一点儿不奇怪了。
我那苦命的父母马不停蹄地到处打听了一天一夜，终于在30日晚联系到了协和医院，于是我又一次转院。医生一听这样的伤情马上安排了急诊手术。这时我已经超过24小时没吃饭，也没大小便，非常虚弱。大夫连夜做了手术，在我的腰椎上植入了钢板。
我从麻醉中醒来正是２０００年国殇日的早晨。协和医院离天安门不远，我一醒来，就听到临床的病人家属说早上去天安门遛弯只见到处是警察，抓广场上情愿的法轮功。我那时根本不能下地，连翻身都是被人用身下的毛巾垫儿抬到床的一侧，再用毛巾周起来。可是这样的情况，警察还是为了防范我去天安门，一直按照他们领导的荒唐命令，昼夜把守直到国殇日长假结束。
警察不愿让我和外界接触，也暗示我的父母只能由我的家人照看我。我父母也怕我再遭外人暗算，所以基本一直是他们轮班陪床。从我家到协会医院往返要花四个小时，两位60多岁的老人每天奔波于我家和医院。他们几乎没有多少时间休息。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
当手术后刚醒来时，我就感到有一些圆盘一样的东西在延着我的脊椎上上下下的转动着，暖暖的，柔柔的，为我消减了许多痛苦。别的病人麻醉醒来时都剧痛难忍，必须要打几针、甚至还要吃些药来止痛，可我始终没向大夫提这样的要求。同屋的病人和家属们开始还以为是我比别人坚强。其实别说骨头伤成那样，就说身上切的两个伤口中的其中一个就有一英尺，这样的痛苦谁能一声不吭的忍受呢？这只是因为我确实就没有感到过剧痛。腰里的钢板很硬，伤口时不时会被压得难受。但每当我感到难受时，就有一种力量从我身下轻轻托着我，我虽然还躺在床上，却感到象是悬浮在空中，伤口被压迫的感觉马上就没有了。我知道这是我修炼法轮功的神奇。
10 月18日回家后我又马上开始炼功。因为我身体恢复的很快，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所以家人们全都承认法轮功是有益健康的。他们也明白了《转法轮》上讲的是 “那个身体要碰到汽车说不定还会骨折，拉一刀还会出血。因为它的分子排列程序没有变，……这里哪有什么迷信？用科学道理都可以解释得通的。”。（ “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从我去医院的事也知道了我们的师父从来没有反对人去医院，他说过：“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哪，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转法轮》“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 亲人们信服法轮功对人是有益的。中共说“法轮功不让人治病”纯属造谣、是为了迫害架祸栽赃。
在我历经魔难后这些年，有一些人问我为什么受了这么多的苦却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这就是原因：越是在魔难中，我越体会到法轮功的珍贵！
2001年的国殇日－－身陷冤狱
2001 年的国殇日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去北京著名的佛教圣地妙峰山旅游，大家一起野餐、聊天。下山的时候妙峰山派出所的警察持枪拦截了我们坐的小巴，把车上的人全抓到派出所审问，如果想证明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就要骂法轮大法师父，否则就要被抓。我和其他９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了。这就是后来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电视台”等多家中国和北京的大媒体所同时炒做的、被很多地方或单位媒体转载的所谓：“９?２３”妙峰山“法轮功”非法聚会。
在被看守所非法关押和审问期间，我们一直理智和冷静的要求释放。但是，警察们一心想把此事炒做成他们“破获了大案要案”，好去出名发财。所以在国殇日假期前对我们进行突击提审，好几个人包括几位老年妇女都在审训室里受到了警察的虐待。警察问我去公园谈了什么，我告诉预审宋欲知：“我们都是设计行业的人，谈的是环境污染的危害和解决办法，怎样可持续发展，怎样看待现代科学的两面性，既给人带来财富又破坏环境。”宋欲知竟然说： “你们即使谈这样的问题也是用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来衡量的，你们的观点一定和我们不一样，就有罪。”2001年的国殇日恰逢中秋节，我们不能和亲人团聚，却被关押在拥挤的监室里。
按照规定，公安部门必须在24小时之内给被拘留人的家属发拘留票证明，说明人在何处，原因是什么。可是在我被抓了 5、6天，我父母才接到海淀派出所的电话说我们被关在门头沟看守所，那时我对他们来讲就象失踪了一样。那年国殇日之前，父母赶紧赶了很远的路，给我送来换洗衣服和被褥，后来母亲提起此事就难过，常问我那时什么都没有，在看守所里是怎么过的。其实我到更想知道女儿不明不白地被劫持，这个中秋节和国殇日长假我的父母是怎样度过的。
苍天似乎都不能承受这样的不公。国殇日那天，妙峰山下起了鹅毛大雪。为了吸引游客，北京电视台专门把这条消息做成新闻。当我们蜷腿坐在硬板上，从看守所高悬的小电视里看到这条的新闻时，我们一起大喊：“冤呐！我们比窦娥还冤！”
十月底因为警察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作为“罪行”的事，无法将我们全都送上法庭，除一人判刑外就把我们全都定了劳教。我被判一年半劳教。不但是拘留票，就连后来我被非法劳教的劳教票我家直至今日都没收到过。这一年多的关押实质是绑架。
刚被非法劳教时我曾看到过我的劳教票，只字未提妙峰山，可我是中共媒体上的“要犯”，我父母直至我回家后从明白我被劳教与“妙峰山事件”毫不相关。以后我会将中共媒体上对此事的造谣澄清。
2002年的国殇日－－不是囚犯的囚犯
整个的2002年我都是在劳教所里度过的。劳教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用任何司法程序就将因无罪而不能判刑的人长期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美其名曰“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因为劳教是在法律之外的，完全无法无天，所以劳教所的内幕比监狱还黑暗。
我以伤残之躯在那里坐牢，被体罚，做奴工……，连节假日都很少有休息时间。幸亏关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们对我的照顾，我才没有瘫痪在劳教所里，我也从精神上给了大家一些帮助，共度患难的日子使我们结为了生死之交。其中的种种辛酸以后再详细述说吧。
2003年的国殇日－－初见成诀别
刘桂芙是我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关押时结识的。当时因为坚持信仰不知吃了多少苦。她为人热情爽朗，总是照顾别人。我们虽然年龄相差悬殊，却情同姐妹。2003年我被放回家。国殇日假期，我要去看望她的父母－－我的老干爸、老干妈。
老干爸已经90岁，当年因为有学问在中共统治后成了“走资派”，身体被迫害的非常羸弱。当时老干妈独自操劳累成来了罗锅，耳朵也聋了。后来随子女们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学习班，听完学习班下来，耳朵复聪了，罗锅也直了。可是在镇压法轮功后她的子女们纷纷被抓去关押，失去了正常学法炼功的环境，老干妈的身体又不行了，双目失明，连行动都很困难。老干爸此时更是卧床不起。
唐山大地震前，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已经发现了地震前兆，但中共正陷于政治运动的烂摊子，不发地震预报，导致30万人丧生。但那次自然灾害也只让老干爸，老干妈失去了2个孩子。可在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这场完全的人祸中，他们却有三个子女被关押。
那天我买了两条又软又暖的新被，坐了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到远在顺义的干妈家里。刘桂芙把我这个在劳教所里结识的小妹分别介绍给父母。两位病榻上的老人抚摸着新被子，想起自己在唐山地震中失去的小女儿，欣慰地笑了。
下午三点，我要走了，我向老干爸、老干妈告辞，说我以后再来看望他们。老干妈抓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喊：“别－－走！”刘桂芙劝道：“小妹必须走了，她的父母也都60多了，还等着她回家呢。”老干妈叹口气说：“唉，都拖累着你们。”
没想到这竟是诀别。10月18日，老干妈在睡着后安然的长眠了。刘桂芙把这个噩耗告知另一间屋里的父亲，他说：“别难过。我和你妈一起走。”10月19日，从来没修炼过的老干爸轻声念着“法轮大法好”，追随老干妈而去。
这世上有谁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当老朋友、老同事、老邻居们来参加这对夫妇的后事时，无不称奇。以前他们以为老刘的子女不不孝顺，这些年不怎么照顾年迈的父母，与子女们一聊才知道，原来是被中共抓进监牢受酷刑，刘桂芙的大姐甚至被迫害成了残疾。
如果没有这场镇压，修炼了大法身心受益，或许这老两口能做一对快乐的老寿星。可是这些年不但他们自己失去了健康与快乐，子女们的受难更是折磨着他们的心。有时我想，老干妈或许是不愿受苦受难的子女们再来照顾他们才离去的吧。
2004年的国殇日－－惜别祖国
我是个从外表到内心都充满了中国情节的人
我学业非常优秀，本可以出国，可我热爱中华的传统文化，也希望用我在建筑学专业的所学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可以或可能的出国机会。但是在迫害中经历了这许多的坎坎坷坷，目睹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2003年11月，为了摆脱中共的迫害，为了不再让我的父母亲人们受苦，我下决心离开那片我热爱的土地。
这些年的经历，我的父母已经非常清楚迫害发生的原因和所采用的手段，在我从劳教所回来的一年多里，警察和“610”的监控一直存在着。“敏感日”我经常被问起，电话总伴随着被监控的杂音，有时我工作劳累一天正在家睡觉，警察会打来电话，问我父母我那时是不是去挂横幅了，父亲立刻被气得病倒，去医院打了十次点滴。
2004年国殇日之前，我接到了加拿大使馆的面试通知。整个国殇日的假期，我都在为面试做准备。10月18日，我顺利的通过了面试。父母感到骨肉分离的痛苦，可又盼着我能赶快出国。用十万火急的速度帮我准备行囊，却在机场与我洒泪挥别。
就在我出国后的第三天，国家安全部的警察到我的单位去询问我的情况，大陆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新一轮的严格监控，北京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找到，中共正在为新的一轮残酷迫害做准备……
2005年的国殇日－－自由与强权的对比
这是我在加拿大自由的土地上度过的第一个国殇日。我已经在加拿大成了一个小家，生活安宁而平静。我和丈夫一起去聆听了 “国殇日控诉中共罪恶”的集会。地点是在多伦多市政厅前的公共演讲角，正对着温斯顿．邱吉尔的铜像。在这里，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大陆不同地方的人可以畅所欲言，控诉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罪恶。
但是中共仍然在尽力的实施它的迫害与控制。国殇日前我在准备申请移民，7月请父母从国内给我寄了一份文件，用的是中国邮政的挂号信。但是却一直没有收到。我父亲到中国邮局去查询，始终没有回复。我们向加拿大邮政询问，加拿大邮政向中国邮政多次发出查信的单子，中国邮政却对加拿大邮政的要求置之不理。三个月后，10月10日，中国邮政连信曾经到哪里的说法都没有，就直接通知我父母信已丢失，他们只赔偿邮费。我父母实在不能接受如此的“挂号信”服务，拒绝了他们的条件。
国人常说，故土难离，落叶归根。我的父母已经快70岁了，却痛下决心放弃他们熟悉的一切生活方式、环境、与人际关系，远离故乡，移民美国。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真的无法再忍受重压下的生活。10月18日他们刚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在机场打电话给我。他们在电话里分别和我说着同样的话：“我们到啦！从起飞到降落全是准点，非常顺利！”6年了，我头一次听到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是如此的快乐！19日，他们到了我在美国的亲人家里。而这一天，正好是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发表引起的退党浪潮达到500万人退出中共的日子。
从2005 年初开始，中共在大陆发动了好几轮恐怖行动，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我的很多功友被非法抓捕，或以前抓进去的仍然没有释放：刘桂芙、刘祥芬、陈海风、郭玉兰、谷晓华、徐若辉、平利、单秀英、李红军、赵满兰、乔志英、代玉琳、虞超……，现在我在多伦多的新朋友们说：“真是没法想象，要是你也被抓进去我们得多着急！”
每次漫步在浩瀚的安大略湖畔，我都仿佛置身梦境。湖水是那样的清纯明净，那是成群的鸥、大雁、天鹅、野鸭们自由的家园。有一次，我还看到一条近两米长的大鱼在港口里悠闲的游弋，它们毫不担心被人伤害。人与自然万物是那样的和谐安宁，不会去伤害任何生灵。而此时此刻，我的朋友们却依旧在中共迫害下被关押，受酷刑。每当我把这些讲给一起享受安宁的加拿大人听时，他们无不为同一个地球的那一边却在发生着对同类、甚至是同胞的残害而感到不解和震惊。
相比以前同甘共苦的岁月，我现在更加挂念还在受难的功友们。期盼着，明年的国殇日这场迫害已经结束，中共这个古今中外从不曾有过的怪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再不要受它的残害，把以后的国殇日变成全世界都可声讨中共罪恶、庆贺中共解体的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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