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在分析袭警案为什么呈增多趋势的时候，所列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等人所说的“社会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拒不服从管理”。贵州自由撰稿人曾宁表示，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个人权利意识的确增长较快，但这是好事，不能把袭警事件归咎于民众的维权意识。
曾宁：公民在中国的生活中，实际上他处于一种随时可能被国家、被政府权利部门侵害的这样一种弱势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本身正在逐渐的向更加开放的公民社会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应该说是一个好事情；但是现在的话，中国有一部份学者错误的把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官民冲突，甚至于有某一些袭警事件的责任错误的推卸给所谓的公民权利意识增长过快。
记者：曾先生，您认为就是说中国社会个人的权利意识比几年前或者说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增长的情况来说，是不是确实有所增长呢？
曾宁：是这样的，中国社会的公民权利意识应该说增长的的确是比较迅速的。
曾宁说，中国法律对于警察在面临紧急情况时可以采取的强制性手段无明确授权，中国有关警察执法权力的立法的确不够完备，但这也不是袭击事件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这位人权活跃人士表示，一些警察执法不规范倒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宁：“的确在中国现世的社会生活当中，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由于素质不高，往往是采用一些简单的、粗暴的、野蛮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手法，去执行他们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那么这种简单的、暴力的执法方式，往往是导致在执法过程中产生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的确是事实。”
曾宁认为，导致袭警事件的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改善警察的装备也无济于事。
曾宁：“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产生官民冲突、抗法事件的根本原因，深层次体制上的原因的话，即使警察部门的装备非常的现代化，还是不能解决抗法事件不断的发生。”
美国华文杂志《人权》的编辑一平表示，袭警事件如果变得很普遍，那将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一平：“如果中国发生行政袭击警察事件比较普遍的话，它说明中国的法律秩序在崩溃，因为国家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来实行法律；没有实行法律社会没有公正，老百姓有理没处讲，那么他最后的手段只能采取暴力，一个直接的对象就是警察。国家腐败这么严重、这么普遍，强行占地、强行拆迁；你不合理，群众当然不满意、不愿意做，他老百姓要求讲理，讲不通，那么警察就强迫执行；你不讲理就会发生群众来袭击警察。中国老百姓一向是非常老实的，俗话说：能忍则忍！当然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采取暴力。如果这种现象，暴力，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那就是说社会是很危险的。”
另据报导，中国公安部法制局一位负责人说，中国各地“诬告陷害、恶意伤害执法民警的投诉不断增多”。对此，曾宁说，在他看来，多数对执法民警的举报投诉都事出有因，把多数这类举报投诉说成是诬陷，是不公允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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