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草根和精英结合时… —— 中国的律师们站到维权第一线了

以往一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已经达到七万四千宗。往往一桩小事就会引发群情激愤，火烧火燎，不可收拾。像一年前重庆万州爆发的政府官员当街毒打平民，引发数千人的抗议暴动，惊动世人，也令中央吓破了胆。不久之后，四川汉源地区因政府强行修水电站，跟当地居民爆发冲突。两次事件当局都派遣数千军警、装甲，如临大敌，不仅地方政府没见过这种阵仗，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连北京面对喷涌的民愤也乱了方寸，不敢掉以轻心。六四的梦靥还挥之不去，如此天天六四，何以消受？

然而进入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共政权没有自省的能力，也缺乏自我改正的机制。每当面对危机时，它只能公式化地采取同样模式做出反应：恐吓、绥靖、镇压。然而中国民间的各种力量已经趋向多元化，在同专制政权的镇压机器对垒之时，充分发挥想象力，不仅花样翻新，勇气日增而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盟军。六四的惨痛教训赋予了民间一笔丰厚的道义遗产，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如今犹有余痛和余恨，今天青年一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他们的前辈似乎更冷静、更善于使用现代化的工具。九十年代以降，网络异议分子的队伍逐渐成长，他们在互联网上峥嵘头角、大放异彩，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新闻和言论自由虽受政府管制审查，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却为它们留存了拓展的空间。同时，越受打压的媒体越能热卖，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

中国社会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临界点，手中握有公权力的政府官员骄奢淫逸，不仅对百姓进行无情压榨，有时甚至操有生杀大权。半世纪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于良知，写了《新阶级》一书，抨击当时的斯大林主义和党内的官僚特权阶级的腐化作风，认为高层的共产党人远离了“消灭阶级”的理想，自己成为人民的剥削者，把国家资产当成个人财产。其实吉拉斯当时看到的南斯拉夫的官僚腐化跟今天中国统治阶级的贪婪骄奢和无法无天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国的新阶级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催生出来的。
这个新的权贵阶级或是跟中共有血缘关系，是出身高干家庭的“革命子女”，利用父辈的关系，将承袭下来的权转化成钱；或是寻常百姓家的机灵善经营者，白手起家致富。有了钱必须有权来保护。这样权钱勾结，“权”“利”结合，就建构成牢不可分的纽带。 新阶级的对立面是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贫下阶级，他们真正已经到了贫无立锥之地了，却依然受到官商勾结的无情剥削。这种利益冲突的激化，有权者的冷血残酷，无权者的走投无路，完全应了“官逼民反”这句俗话。然而，物极必反，近年来人民普遍地觉醒了，为了护权、维权、争权，同官方对立、据理力争的事件越来越多，甚至民告官、民逼官的情况也时有所闻。

本来，后极权社会中普遍蔓延着人性危机，社会道德功能严重失调，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社会上物欲横流，拜金媚俗的风气盛行。也许是六四悲壮的收场，为中国知识界孕育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每当官民处在当年六四时期那种对峙的凶险状态时，社会上的文化精英如学者、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会经常站出来为弱势族群呼吁声援。像河南的艾滋病患者，由于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激发了许多社会良心人士主动地向患者伸出援手，高耀洁医师和正义人士胡佳皆脱颖而出。SARS爆发，政府的捂盖子做法，又制造出一个“人民英雄”－－蒋彦勇大夫。越演越烈的拆迁，烘托出一位仗义的律师郑宠恩。政府一边要应付咆哮的群众，另一边又要对付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烈士英雄，更加方寸大乱。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上的矛盾和危机加深，中国大地遍布地雷，一触即发。此时，一个非常耀眼的群体冉冉上升，每当有大规模群体争抗事件、有重大冤情震撼人心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投入第一线。这是一支有专业训练，未经过文革洗礼的青年一代的律师。近年来的几件大案他们都直接参与了。像2002年为湖南邵阳民办教师转正案挺身而出的朱久虎律师，后来又承办了民营企业家孙大午集资案，陕北油田事件中，他又为六万名被政府任意剥夺了经营权的投资者进行诉讼。最后竟然被当局逮捕关押了数月，成功地被塑造成当代的包青天。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又为辽宁的网络作家和记者郑贻春进行上诉，因为郑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得入狱七年。高志晟也参与了蔡卓华牧师的案子和2004年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栽污和行贿的案子，喻后来刑期从12年改为8年。高律师会同徐志永几位律师对河北承德陈国清等无辜四人，被以抢劫杀人的罪名，判处五次死刑。甚至当律师们找到真凶，凶器和物证，并向高等法院提供，该案依然难以翻案。既要为无辜者进行无罪辩护，又要身兼神探，真是叫律师太沉重

范亚峰、张星水、高智晟和滕彪几位律师为被栽诬经营基督教书籍、非法牟利的蔡卓华牧师据理力争，在这宗宗教迫害的案子中，蔡牧师先被关押9个月，到了开庭时，旁听席位上几乎全是官方派去充数的“观众”，而被告的母亲和律师们却无法坐上旁听席。年轻的滕彪律师为营救同行朱久虎而奔走，滕彪还因调查山东临沂进行暴力计划生育政策而发表了十篇调查手记，声名大噪。李和平律师为“新青年学会”杨子立四人进行无罪辩护，他因受到杨子立那篇诗作“农民－－我的亲人”的感动，仗义而出，为四君子案出庭辩护，一开始就抱定自己也坐牢的打算。李和平还自掏腰包，亲自到乡下去看杨子立的父母，甚至接济狱中人和他的家属。侠义的李和平也参与了滕彪几位保户临沂的盲人律师陈光诚的行动。

最近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欲罢免腐败的村委会，遭受到政府的暴力阻挠，律师范亚峰、维权人士郭飞雄和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以及多位中外的记者都受到官方雇用的打手的攻击。郭飞雄绝食三十多天，性命垂危。

还有数不清的同行们站在这批青年律师的身后，他们大多是在文革前后才诞生的青年一代，经过六四的洗礼，认同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自认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网络时代，不仅具有法学的专业训练，更具有现代人的头脑，深谙媒体的运作，娴熟互联网的操作。他们有侠义之心，甘冒不韪替农民、贫民甚至“罪犯”主持公道。在一个没有法治只有扭曲的“法制”的中华大地上，他们承受公安人员的骚扰、威胁、被“请去谈话”，受到权力当局的打压、抵制，在官民冲突现场受到侮辱、甚至被打伤、逮捕，被法院吊销执照或判刑入狱。然而他们依旧意气风发地站到弱势的族群一边。当人民不再惧怕“恐惧”时，当弱者敢于反抗强者时，当棍棒落在血肉之躯上的声音变成响彻大地的悲怆交响乐时， 当精英和草根结合时…人们所期盼的那一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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