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严冬的标志之一，就是对近年来日益活跃的新闻媒体及其舆论监督的严控。
在内部通知中，官方严格限制媒体进行“异地监督”，对重大公共灾难和时政话题的报道，一律采用新华社的通稿，对不听话的媒体负责人坚决撤换；在公开的条例中，为了与网络ID实名制相配套，今年三月，中宣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出《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要求“新闻报道在新闻媒体刊发时要实行实名制”；江苏省南京市市委宣传部在7月末下发了《新闻单位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办法(试行)》，居然要求“舆论监督稿件要与当事人见面”，只有被监督方对监督稿件进行审核并签字同意之后，该稿件才能见报。如果违法这个“审核办法”，就将受到处罚，轻则扣奖金，重则降职、停职或开除。
新闻人用脚投票的反抗
然而，在如此冷酷的政治严寒之下，觉醒的新闻人并没有退缩沉默，而是以不屈的勇气和坚韧的理性继续向高压说“不”！在新闻人反抗官方严控的抗争中，先后出现了几家开明报刊的新闻人集体辞职的“用脚投票”！
八月份，以深度经济评论著称的《经济观察报》，爆出记者和编辑的集体辞职的消息，辞职者包括许知远、于威、史彦、邵颖波、黄继新、张帆等人，其中的多数人都是业内的优秀新闻人。
也是八月份，《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李方，因不满新任主编李而亮的官本位办报方针而辞职，他公布在网上的辞职信中说：自己的辞职是“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作出选择。”
同时，自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曾经是中国报刊业改革先锋的南方报业集团，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整肃，2004年6月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南方都市报案”，著名的《南方周末》先后已有16人辞职，其中包括前主编、前副主编和上海区主任等资深新闻人。新主编接任后的著名时政杂志《南风窗》，编辑方针日趋左倾和保守，致使副总编辑张良公在九月份开辞职并将辞职演说上网公开。
“南都案”的后续抗争
除了“用脚投票”的反抗之外，更有优秀新闻人留下来坚持抗争，其中，最突出的两大事件是“南都案”和“中青报事件”的后续发酵。
一年前，广东当局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制造了“南都案”，致使三位优秀新闻人程益中（总编辑）、俞华峰（总经理）和李英民（报社社委）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南都案”一经曝光，顿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迫于外界的巨大道义压力，广东当局先在2004年6月15日改判了俞华峰（12年改为 8年）和李英民（11年改为6年），继而在2004年8月31日不得不无罪释放了程益中。
然而，国内外对“南都案”的关注并没有停止。2005年4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世界新闻自由奖”颁给程益中，发布这一消息的新闻稿说：“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好榜样，扶持弱势群体，他的敢言作风为中国的公众知情权带来巨大贡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程益中的“记者无国界”亚洲部负责人布朗塞尔说：“给予程益中这个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年青、有活力，所曾经领导的媒体反映民情、如实报道，并在中国非常畅销，可惜因为官方的阻碍而不能继续新闻工作。”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对程益中的褒扬，自然令中共政权极为难堪、恼羞成怒，以不允许程益中前往领奖来进行报复。但程益中并没有在压力下沉默，而是公开发表了精彩的获奖感言。他直言批评中共的垄断新闻体制和对新闻人的迫害，再次提醒人们关注他的难友。他说：“我更要感谢我的战友和难友俞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你们的苦难是整个中国的耻辱。……‘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亲爱的俞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请你们分享这个时刻！无论在狱中还是狱外，我们其实都在受难，我们永远都是恶性制度的囚徒。对我来说，外面无非是一座更大的监狱，一个‘没有天空的都市’。我现在拥有的小康生活，其实是一间丰衣足食的猪圈。猪圈不是美丽世界，哪怕是丰衣足食的猪圈。人不应生活在对人权、人道、人性和人味都充满敌意的境遇之中。人必须恢复对人类的认同。”
也许，程益中先生的自由精神和对难友的关注，再次唤起了新闻界同行的良知，2005年6月5日，2356位新闻界同行联名签署致广东当局的公开信，它是 198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实名联署的公开信。公开信强烈批评广州中级法院对俞华峰和李民英的判决“很不公正、很不妥当”，要求广东高院行使正当程序，实现法律正义，无条件地释放身陷冤狱的俞华峰和李英民。公开信的结尾说：我们坚信“强权虽然可以一时压倒公理，但所有为正义呼吁的声音汇成了大爱的海洋。这就是人心！自古人心不可欺，不可欺啊！”
“中青报风波”持续发酵
2004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发表了《致中共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向中共的新闻管制及其打手发出尖锐的挑战，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公开信的遣词造句之间，透出了一种颠覆“官本位”意识和不屈从于“官本位现实”的力量，那是一种新闻人的内在自信和内心明亮：作为无权者，我们虽然无法阻止强权整肃报社、下令撤职甚至开除，但新闻人起码可以向强权者发出这样的警告：制度的邪恶和官权的蛮横，在道义上决不能畅通无阻，官员个人的作恶也要付出长远的名誉代价，历史的耻辱柱上已经写上了作恶者的名字。
虽然，慑于舆论的压力和中青报同仁的团结，赵勇想报复卢跃刚的企图并没有完全得逞；他屡次想砍掉中青报名牌栏目“冰点周刊”的企图，也在该周刊主任李大同等人的抵制下严重受挫。于是，他使出了更换报社总编辑的阴着,将《人民日报》下属的《市场报》总编辑李而亮调入“中青报”任总编辑。李而亮来到中青报不到一年，就推出了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该办法的核心条款居然是：受到读者赞扬的作者，每篇新闻稿仅仅加50分，而受到官方表扬的作者，加分远远超过读者表扬的稿件，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表扬的，加8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受中宣部领导表扬的，加12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表扬的，加100分；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表扬的，加300分。
在利益至上的当下中国，花钱买稳定已经成为现政权的主要统治手段，也自然成为官员们媚上欺下的杀手锏。看来，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及其在中青报的新代理人李而亮对此驾轻就熟，所以才搞出了这个新的奖惩条例。加分的多寡直接与金钱多寡、职称升降挂钩，也就等于在读者与衙门之间人为制造出悬殊的“贫富差别”，然后以金钱和职称逼迫新闻人作出偏向衙门的选择。因为，一边是加300分的权力大款（政治局委员），一边是加50分的无权穷人（读者），按照李而亮的“猪哲学”思路，在一切向钱看和富贵攀比成风的当下中国，面对如此悬殊的贫富对比，他治下的新闻人也是人，焉有不选大款的理由！
然而，并非所有的新闻人都愿意生活在“丰衣足食的猪圈里”。新办法一出台，就在中青报内部引发出强大的反对声浪，在经过内部沟通毫晓的情况下，那些持反对立场的中青报人再次向新任主编发出公开挑战。该报的另一位资深报人、“冰点周刊”主任李大同，曾为保护卢跃刚遭迫害挺身而出，这次他再次率先挑战总编辑李而刚，接连把自己的反对意见公布在网上，先是《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的信》，继而是《与报社同事谈谈心－－冰点与中国青年报》，直接挑战李而亮的官本位办报方针，揭露了李而亮如何步步为营地扼杀中青报名牌栏目“冰点”的卑鄙，抨击李而亮把舆论公器变成自己仕途的私具，从而让人们看到了一张唯上是从、两面三刀、出尔反尔的“喉舌”面目。而在李而亮的背后靠山，显然是对中青报极为不满的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这一办法就是两个官僚对中青报的合谋整肃。
李大同首先表示：“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因为“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接着指出不能沉默的理由：“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李大同在公开信中还提及另一位中青报资深报人评论部主任李方的愤然辞职，并引述了李方在宣布辞职时的精彩发言：“我不能做赵勇的狗！”李大同接着评论道：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李大同提到的导致李方辞职的“耻辱感”，是指中青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胡锦涛的评论员文章中竟写道：“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 不能不让人想起文革时的个人崇拜文风。为此，中青报资深报人贺延光在报社内部“阅凭栏”中贴出：《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于是，李而亮就在李方和贺延光之间玩弄挑拨离间的伎俩，以编委会的名义肯定这篇评论员文章，并把李方的辞职归罪于贺延光的批评。
为了揭穿李而亮的权谋，贺延光在网上公布了《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他说：“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贺延光说：“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这样令人害臊的评论，“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江泽民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所以，“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贺延光直率地批评说：逼走李方的真正祸魁是以总编辑李而亮为首的编委会，编委会文件明确肯定了这篇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而“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最后，他点出了李方辞职的要害：“这次‘灯塔’事件，李方并无责任，但他了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线。他清楚什么关头必须要捍卫报人的荣誉，更知道如何与耻辱拉开距离。即便是无力回天，宁愿‘剁掉自己的手’，也不愿意成为被年纪轻轻的几个官僚挟持的殉葬品。听他说，我决不当赵勇的狗！”
继李大同的两封信、李方的辞职书和贺延光的作答之后，网上又公布了部分中青报人“8月12日下午周刊中心讨论考评方案会议记录”。地点在报社四楼会议室，参加人员：谢湘、王胜春、杜涌涛、卢跃刚、邓琮琮、李雪红、武卫强、潘婷、赵飞鹏、徐虹、许革、姜蕾、季元宏、潘平、滕兴才。
与会者一致抨击李而亮推出的“考评办法”，其中，卢跃刚的抨击最直率、也最有力。他指出：“这份文件完整地、系统地陈述了以李而亮为首的编委会的态度。总的来看，这篇东西是个大倒退。”
首先，“它基本上倒退到前毛时代，而不是毛后时代。毛本人关于中青报和人民日报是有比较的。他讲过，人民日报死气沉沉，不爱看。中青报活泼，思想活跃，是有可读性的，是能得到读者欢迎的。这是有案可查的。毛当时发言的语态，不是以党的主席，而是以普通读者提出的。不说别人，就说毛，毛时代对媒体的管制，我们是见证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办报方针，是对毛时代的反动，惶论其他。”
其次，它是颠覆了历届团中央管理中青报的开明传统。卢跃刚指出：“有个问题必须回答：是不是周强、赵勇之前的历届团中央领导的都不是党报和机关报？是不是李而亮之前的总编辑办的都不是党报和机关报？这份东西基本上否定了周、赵之前历届团中央对党报和机关报的正确领导，基本否定了李而亮之前的历界总编辑对报纸的领导和努力，基本否定了1951年之后中青报赢得新闻界尊重的努力和传统。”
第三，最关键的倒退是：“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中国媒体都面临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由官本位转向读者本位。那么，将这点写进方案意味着什么？我们编委会是准备办个官本位的报纸，还是个读者本位的报纸？它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从未有过哪家报纸把是否获得某级领导表扬且是以级别高低的表扬作为衡量记者的标准。从没有过！他们心里想也不敢说，因为太恶心。这样的横向比较，我们中青报也开了先河。党报和机关报都没有这样明确地把领导表扬作为记者的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中青报此次编委会集体讨论、获得通过并在征求意见的标准，开了中国新闻界的先河。”“那么我们的同仁愿不愿意办个官本位的报纸？办个我们一直以来努力要打破的、唯上是从的、避免犯那么多历史错误的报纸？如果愿意，需要拿出个理由。但我们没有看到拿出任何理由。”
最后，卢跃刚的结论是：“我很好奇，这个如此重大根本性颠覆历史的东西是如何出笼的，不知道如此敏感重大的东西编委会是如何讨论的。”“这个文件背后反应出中青报领导阶层弥漫的、有损良知的心态。这样做，马屁是拍不成的。因为马屁拍得太笨。……我把话说正在这里，公布出去会让全天下笑掉大牙。…… 因此它已经是个丑闻。”“我断定它没法实行－－我敢说会天下大哗。”
现在，中青报人的主动抗争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李而亮不得不收起强制执行的成命，在报社内对“考评办法”进行重新评估，并承诺作出某些修改。
由此可见，如果同一报社的新闻人能够齐心协力地抗争，即便无法改变新闻管制的大制度，起码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新闻良知的作用，逐步改善一个具体新闻单位的小环境。特别是通过把类似赵勇和李而亮这样的昏官的恶行公之于众，让作恶者付出长远的名誉代价，起码可以警告那些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而再无任何思想的官僚们：民间觉醒了，时代不同了，邪恶的官权决不能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干是一回事，而为了媚上去主动为恶是另一回事。为官者在作恶时，也要有所忌惮，不要对上太谄媚而对下太嚣张！
从卢跃刚到李大同、李方、贺延光，这些中青报人对官本位办报陋习的公开挑战及其结果说明：反抗强权和捍卫自由的勇气，既来自个人良知的示范，更来自个体之间的相互激励，两者的结合就会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间正气，就能在某种程度逼出官权的让步，正所谓：民间维权的坚韧，就在于具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一厘米一厘米地争取民间的空间，民间进一分，官权就缩一分。
2005年9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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