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勋：“起先他们把我送到医院里监视就医，我坚持回家后，610还指令派出所、居委会、原单位，分别派人24小时监视我。开始他们要求在我的卧室监控我，遭到我先生的坚决反对，于是他们住进了我家隔壁西套房，为方便监视，竟然要将我家房门卸掉，最后我家大门就这样白天黑夜大开着。
回家后我不断的背《转法轮》的开篇《论语》，又在半夜里打坐，很快我的身体就恢复了，我又能行动自如了。当时全家对我的去向左右为难，哥哥主张我逃走，爸爸妈妈想我回去服满刑期再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在共产党的天下往哪里逃啊？要真能逃走，那也意味着“永远的浪及天涯，永远的流浪它乡，永远的无家可归”，这对老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丈夫为我担心但又不知所措，我知道自己若再被抓进去，可能不会活着出来了，为了能活下去，我被迫选择了逃出家门。
记得我回家20天后的中午，他们渐渐放松了监视，家里没有人，我正准备逃，哥哥来电话了，他说，你先等等，我去大院门口给你看看有没有警察，等我打电话回来后你再走。
接过哥哥的电话，我就从监视我的人的眼皮底下逃出来了。刚到大街上，就看见警察的车停在马路对过。一辆出租车过来了，我挥手它没停，第二辆车径直开到我身边停下来了。打开车门一看，哥哥坐在车里，我当时那种心情……哥哥让我坐火车去铁岭亲戚家躲起来。
我虽然逃出来了，我的家人却遭到牵连，无端受害。当天我的嫂子被抓到派出所审问，骼膊被街道办事处主任打伤，到晚上才把人要回来。而后他们追查至娘家、哥哥家、丈夫妹妹家等，所有的亲戚家都搜查了，还派六人将娘家及哥哥家监控起来。
看见亲朋好友为我整日的担惊受怕，我心都碎了。当我在一个远亲家住时，一天表哥家孩子的同学来家玩，哥哥以为是便衣警察，惊恐万状。看见哥哥那恐慌的表情，我知道我只有离家出走，流离失所了。
提着脑袋过日子
后来我和几位法轮功同修好不容易在外面租了套房子，每天我们早上4点就起床练功，6点后就学法，一直到10点多才拿着真相资料出去散发，晚上制作真相资料，要12点以后才睡觉。每天早上大家一起出去，晚上就不知谁被抓回不来了，那日子，用老百姓的话说，真是提着脑袋在过啊!
在大陆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迫走上了这条路，他让你写保证你不写，他就抓你进洗脑班，在洗脑班你不被转化，他就送你进劳教所，一进劳教所就是几年，天天在里面受折磨，有的劳教期满也不放人，或者直接就判你几年监禁。对法轮功，中共哪讲过什么法制啊，大陆学员几乎丧失了所有生活的空间。每每想起这些，我都很珍惜那段时光，我为我的同修在有家不能归，有亲人不能相守，无以维生的境遇下，仍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向同胞们讲真相的壮举而震撼，我相信，今后人们会感谢他们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在泰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 明白真相后的舍命相救
记者：法轮功学员通常无法办理护照，您是怎样来到国外的？
伟勋：“这主要靠我哥哥的舍命相救。哥哥年长我三岁，对我特别关爱有加。哥哥18岁就当兵，后来提了连长。当他从军官学校毕业回来准备提营长时，正赶上爸爸因文革审查受牵连，提干无望，哥哥就转业到了工厂搞销售，后来又自己办工厂，开公司。哥哥人很聪明，做生意很有本事。用他的话说，捞了不少钱。
99 年前看到我学法练功后的巨大变化，哥哥也想学，他看完《转法轮》后说，“我太坏了，练不了这个”。720迫害开始后，电视报纸上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当我从北京上访被抓回家后，哥哥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他说，“你们是不是有精神病啊？”我听了一楞：“哥哥，您怎么这样说？你对我还不了解吗？”
为了孩子的前途，哥哥一直想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于是在2002年初，他自己组办了商贸考察团，和嫂子一起去了美国，签证为期半年，还有两次出入境许可。
当我2002年1月10日第四次被抓时，哥哥刚到美国第三天。哥哥接到电话就连夜在13号飞回了中国，哥哥想回来救我。当看到我被折磨得全身瘫痪，奄奄一息时，哥哥哭了，他后悔以前没有把我带走，哥哥说，“伏啊，我肠子都悔青了！”
为了救我，哥哥于6月第二次返回美国，这次他详细了解了大法真相，专程参加了2002年法轮大法DC国际法会，和纪念720迫害三周年的大游行，哥哥说，“我参加了悼念被迫害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活动，我流了一天眼泪，不行，我要回去，帮助法轮功学员。”
比如和我一起流离失所的一位女同修，被害致下肢瘫痪，双腿不能弯曲，肌肉萎缩只剩腿骨，只有双臂在身后支撑着才能坐着。她有个4岁的孩子，610去抓她时，把她70多岁的婆婆推翻到马路边后扬长而去。后来这位法轮功同修逃出来了，我们流离失所到哪，就把她带到哪。我们经常搬家，记得有一个月内搬了五次家，因为警察到处在抓我们。
全家9人被抓或外逃
起初我不想离开中国，因为那里的人们更需要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后来一位同修对我说，如果你有条件能出去，为什么不去爆光这里的黑暗，让全世界人民都认清这场邪恶流氓的迫害呢？这也许是你的使命。于是我答应哥哥办理出国手续。
在哥哥的帮助下我来到了泰国。一天“哥哥被毒打，拖着一条伤残的腿靠在墻跟的”影像突然闪进我的脑海，不久就传来消息，哥哥营救学员的事被发现了，警察狠狠的毒打他，他的一条腿伤残严重，半身麻木。
公安起初想以“颠覆国家罪”重判他，后来在全家的上下活动下，被以“破坏法律实施罪”无辜被判8年监禁。一时间，我家9人被抓或外逃，二妹妹被判龙山教养院里劳教三年，我被判16年监禁，哥哥被8年监禁，嫂子逃出中国：大妹妹和嫂嫂的两个姐姐，姐夫均被抓去，那年春节妈妈说，不知这年是怎么过来的，心都碎了。
后来妈妈在电话里说，哥哥关在监狱里，一夜之间头发胡子全白了，手脚也被打得失去了知觉。我在电话里让妈妈提醒哥哥：别忘了美国参加的会，常念法轮大法好，常念真善忍。下一个春节妈妈来电话时说，哥哥头发又全黑过来了，我相信是师父在管他了。”
** 妈妈，我心里好苦啊
记者：这些年来您的儿子怎样呢？
伟勋：“由于我年轻时体弱多病，孩子生下来身体也一直不好，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而且脾气很暴躁，他还有个头痛的怪病，突然就疼起来了，疼得脸青面黑，死去活来的，可还没等送到医院又好了，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毛病。
记得98年的一天，正上初中的孩子提出要跟我去练功点练功，我随口逗他：“你是学生，也想练功啊？”，儿子说：“我早就看过书了，法轮功是宇宙的科学，我为啥不能学？”儿子第一天去练抱轮时，忍不住的想大喊，他觉得一股股热流从头顶灌下来，通透全身。从那以后，儿子的手脚发热了，再也没有头疼过，人也变得通情达理不发脾气了。
儿子不会双盘打坐，也不常去炼功，但他坚持学法，他说他不是随便决定学炼法轮功的，他是反复思考比较后作出的认真抉择。儿子每次读书时都正襟危坐，腰板坐得直直的，相比之下，我就差多了，有时学法还东倒西歪的。儿子说，他做什么都想着要按真善忍的标准来做，要按师父的要求来做。
99年儿子17岁了，他平时都不跟我，721那天儿子突然说：“妈，我跟你去省委上访”。两次上访他都去了，第二天学校就找他写保证，儿子不配合，学校就要在高考政审里记他一笔。
幸好管这事的人是我丈夫认识的人，他也很同情法轮功，孩子最后总算上了大学。一进大学校门新生就得批判法轮功，儿子不参加，老师就找他，还把我丈夫也找去了。孩子给老师们讲我的故事，讲法轮功真实情况，最后老师说，“对法轮功，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后来我丈夫替儿子写了份保证。
在我流离失所后，我设法去看过几次儿子，儿子不敢叫我妈，怕人发现。在后来好多年里，儿子也没叫过我妈。当儿子听说我要去美国，他来泰国看我时，他才说：“妈妈，我不知道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我最痛苦的事就是学校喇叭里污蔑法轮功，周围同学都不敢言。学校有几个炼功的，但我找不到他们，妈妈，我心里好苦啊”。
李伟勋和儿子在一起
天各一方两茫茫
记者；您到美国来，您的家人怎么想呢？他们高兴吗？
伟勋：“很多人觉得能到美国是多好的事啊，可对于亲人来说，从此天各一方，就好比生死两茫茫，再也无法相聚，那种骨肉分离的痛苦是很深重的。记得儿子刚到泰国那天晚上，23岁的大小伙子，却躺在我的被窝里，一动不动的，紧紧的挨着我。儿子说：“妈妈，要是长不大多好啊，您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啊？”，妈妈也在电话那头哭：“伏啊，你越走越远了，妈这辈子还能见到你吗？”丈夫由于家有老母，哥哥还关在监狱里，于是执意留在国内。
前不久我去一个美国朋友家，她家小女儿要我给她念故事。书中讲的是释迦牟尼佛修成正果后，回家去度他的亲人，去回报那些曾给他帮助的亲朋好友，比如那个给他羊奶喝的牧羊姑娘。
念着故事，想起我国内的亲人，想起我的法轮功同修，我忍不住哭了。我虽然身在阳光明媚的美国，我的心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遥远的神州，我的亲人，我的功友，我的同胞，他们依然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行。
连宵风雨不须愁
回头看我走过的路，我亲身见证了真善忍的神奇，见证了法轮大法扎根在神州沃土的蕴涵，见证了真相人心的威力。哥哥后来做的事，就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亲情所能涵盖得了的，他帮助的是非亲非故，萍水相逢的法轮功学员，哥哥坚守的是人类的良知和善念，从哥哥和我的亲朋好友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自从来到美国后，无意中我被推上了世界舞台。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个默默无闻的法轮功修炼者。既然历史选择了我站在这舞台上，我觉得我就有责任讲出法轮功遭受的迫害，讲出迫害中广大民众对大法的默默付出和支持，最后我想对我国内的亲朋好友说一声：连宵风雨不须愁，它日涌泉报深恩。
（大纪元记者文华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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