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的生死观牵动美国人的神经

美国最高法院最关键的功能是宪法解释，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往往就是定下一条大原则。所以，大法官对死刑的看法、对涉及堕胎问题的看法，这些是美国人眼中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本身是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还没有找到结论的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死刑的必要性成为一个重大争执。一些欧洲国家就废除了死刑。在美国，也是几经波折。1972年，最高法院在裁决“弗曼诉佐治亚州”一案中废除死刑，主要依据是死刑违背了《宪法》第八条修正案规定的：在对待被告时，“不得要求过重的保释金，不得课以过重的罚款，不得施以残酷的、逾常的刑罚”。

此后，最高法院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死刑的裁决。对不同的罪犯权衡考量之后，作出了不同的裁决。例如在1977年，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裁决，因强奸罪而判处死刑为违宪。1986年，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裁决将精神异常的犯人处决为违宪。1989年，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裁决，死刑对弱智者并不例外。同年，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裁决，将16岁和17岁青少年处以死刑并不违宪。

死刑犯一般都有人命在身，对这样罪犯的死刑惩罚，究竟是适当、还是“残酷的、逾常的刑罚”，不仅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还必须依据每个大法官自己对法理的理解，来得出结论。由于争论双方都有自己充足的理由。所以，不少裁决，都是以5票对4票裁定的，可见裁决的困难。

同样，对于堕胎也是如此，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第一次使得堕胎在美国合法化。争执双方各有理由，“婴儿生的权利”和 “妇女决定自己身体的权利”相对峙。2003年，国会通过、总统签署了“禁止晚期堕胎法案”。堕胎问题料想也将根据不同情况，化成不同的案件，挑战最高法院的智慧。

这些生与死的问题，既有理念的对抗，也牵涉千家万户的实际问题。那么，是不是应该像选总统、选议员那样，根据理念的倾向来选大法官呢？

国会议员理所当然在按照自己代表的那一部分的理念在推动立法，大法官却不可以按照个人理念来推动裁决。大法官必须是超然于自己的立场的。所以，罗伯特法官要向国会证明的，就是他作为法官，没有自己要推动的政治纲领，他一定会根据具体的案子、权衡涉案双方的论据，来作裁决。他必须证明他是法律的仆人。

那么，个人总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政治倾向的，怎么保证公正？罗伯特法官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在棒球场上，他既不是投球手，也不是击球手，他是一名裁判。作为个人，他可以对某一个队有好感，作为裁判，他必须把个人好恶放在一边，根据规则来判。

怎么保证球场裁判是公正的呢？那就是裁决的公开化。法官也是一样。自从提名以来，罗伯特法官25年来写的上千万字的各种工作备忘录，都受到仔细查看，要判断的，不是他的个人理念是否正确，而是他作为法官，是否有公正性。这样，他个人的生死观，在未来美国最高法院的有关裁决中，才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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