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验的结果十分有趣。据统计，44%的钱包被人捡到后杳无音信。但这个结果是因国而异的。最诚实的国家应属挪威和丹麦无疑，在这两个国家，每一只被拾到的钱包都被交还失主。总而言之，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公民的道德素质令全世界其他地区相形见绌。新西兰和几个亚洲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堪称上乘。不过在阿根廷、意大利和墨西哥，如果在那里掉了钱包就难以找回了。
在美国，大约70%的钱包能归还失主，可是各个城市的归还率有所不同。例如在西雅图市，人们比较放心地发现钱包多半会回来。而在亚特兰大就得另当别论了。与美国失而复得的比例差不多的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
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既目睹了一些人拾到钱包后从此销声匿迹，也与那些归还钱包的人作了谈话，了解他们为何归还钱包。
家庭教育的结果
在德国的魏玛尔，一些居民算不上道德的典范。80%的钱包放置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归还的钱包中有一只是被8岁的女童杰奎琳·格尔在骑自行车时发现的，她的母亲和她立即就决定，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居为己有。“我小时候生活过得相当艰难，每个硬币都得算计着花，”这个名叫英格丽特的母亲说道，“然而我父母非常诚实。我努力以同样的道德将我的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玛丽，一个穿着粉红色花衣服的小姑娘在美国西雅图市的一座游乐园的长凳上拾到一只钱包，她把钱包交给了父亲。父亲马上把它递还给她。“你必须把它交给一个能帮助你找到失主的人。”他说道。这个9岁的小姑娘随后和父亲来到公园的办公室将钱包上交了。“诚实是一个孩子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事。”这位父亲说道。
如果说榜样的力量是重要的，那么应该怎样来理解下面两个例子呢？瑞士的劳桑勒是一个美丽的度假小城。一位穿着细高跟鞋，戴着斗蓬的时髦妇女牵着女儿走在街上。她弯腰拾起被放在地上的钱包，将钱包放进口袋，小姑娘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母亲的行为。在场的工作人员再也未接到她的电话。
在泰国的仓迈 ，一只钱包被一个跟随母亲和姐姐买东西的男孩看到了，他母亲迅速将钱包塞进自己的裤袋里，领着两个孩子离开商店去赶公共汽车了。另有一名妇女开着轿车在福尔哈姆宫入口处停下来，她的儿子跳出车，抓起地上的钱包，跑回车内。这两只钱包都未有回音。
信仰所驱使
在马来西亚的卡江市，20岁的女子朱尔贺加·宾提·沙哈尔是一个水果摊的摊主。她并不富有，然而她拾到钱包后没有任何犹豫就交给了失主。“作为一个穆斯林，我意识到要抵抗诱惑力，并且知道怎样克服它。”她解释道。
像沙哈尔一样，许多交回钱包的人都提到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中国台北市的一家医院的大厅里，执行任务的人员把一只钱包留在公用电话的机座上。一个姓齐的市民发现后立即把它交给医院的服务台。“做善事是我们的责任”。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莱娜·克鲁切尼娜是俄罗斯弗拉德米尔市的一位保育员，基督教十诫教义的信奉者。她在药店的地上捡到了钱包，于是便交给了店里的药剂师。她对放置钱包的工作人员说:“几年前，我可能会占为己有，但是现在我完全改变了自己。正如十诫中所说，你不要觊觎任何属于邻居的东西。”
并不是说所有手脚不干净的人都是无宗教信仰的。在墨西哥，至少有两个明显是虔诚的基督教的人拾起钱包，查看了里面的内容，然后在胸前划了一下十字，拿走了它。
境遇不佳者更具道德心
那些看起来会私吞50美元的人常常将钱包交回失主，而许多显然较富有的人却拿了钱包消失了。再看看弗莱塞尔·哈耶吧。这位阿尔巴尼亚人离别了家乡科索沃，在瑞士一家餐馆当男招待。他在把钱包交给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时说:“我的工作时间很长，我懂得必须很辛苦打工才能挣到那些钱。”
确实，经历过艰难生活的人似乎常常以同情心和诚实作出回答。
譬如，美国北卡罗莱那州格林斯鲍洛的香农·希尔是名大学生，需打三份工来交付学费、伙食费和房租。她拾到了一只钱包。这名大学生最初的念头是:“我肯定可以把这钱用掉。”可是当她看到钱夹里面有一张婴儿照片后便改变了主意。失主一定更需要它。
有几个交还钱包的人对自己曾丢失钱包的往事记忆犹新。安得利·布姆斯玛，一个理了怪异发型的青年在荷兰的利乌瓦登市拾到一只钱包。“我童年时在游乐园丢失了一只钱包，”他说，“没有人把它交回。”现在他可以在其他人遇到相同的烦恼时进行安慰了。
以同情心而论，最令人感动的事例来自希莱恩·图特希尔的行为。这名加拿大人在一个电话间发现了钱包。“你们的钱包放在电话间离地板很近的地方，我想它可能是某个坐轮椅的人遗忘的，”他告诉执行任务的人员，“他们比我更需要钱，不是吗？”事实也许并不一定。当时布莱恩正处于失业阶段，在交回钱包之前几分钟，他还在四处搜集各种汽水瓶，汽水罐卖给回收站以换取一点钱。因此可以说，这个男子以他的价值观作了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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