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新疆棉花成熟时，本报记者追踪赴疆拾花的河南乡亲，记录他们的希冀之路。
“入场仪式”
因为背上、肩上、手上的大包小裹的压迫，每个人都微弓着身子。人龙在站台上蜿蜒出几百米，在大喇叭的指挥下扭动着。
2005年9月3日，京九与陇海两大铁路动脉的交汇点，商丘火车站，13时左右，原本人影稀疏的站台突然被一个铁门开启的声音唤醒。1045次列车的列车长李喜顺喊了一句：“进站了”。
一位表情严肃的火车站工作人员高举着引导牌走在前面，身后是一列长龙，他们80％以上是30到50岁模样的村妇，也有极少数壮年男子和头发花白的老妇。
因为背上、肩上、手上的大包小裹的压迫，每个人都微弓着身子。人龙在站台上蜿蜒出几百米，在大喇叭的指挥下扭动着。多数人目光焦躁，显然并不习惯被组织着排队上车。
这是一群平凡又特殊的客人－－赴新疆的季节性拾花工。
车站党办主任陈佰超说，对于接送拾花工的重要车站，秋季客运简直相当于另一次“春运”的强度。“仅我们商丘站，今年发送拾花工总数就在15万左右。河南东部及周边的山东、江苏、安徽拾花工都愿意从这里出发。”
新疆棉花产量的日益增长凸显出“幸福的烦恼”－－采棉(新疆当地称为“拾花”)人力严重短缺。1980年代开始，仅靠本地棉农的人手，已经无法抢在无霜期结束前收获全部棉花，一些新疆的植棉大户便从内地零星招募季节性的拾花工 (其中尤以拾花快、肯吃苦的河南劳力最多)，从最初的几万人到十几万，再到几十万，拾花大军初秋赶来，深秋返还，逐渐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跨越东西的农民工大迁移。近几年，新疆每年的季节性拾花工的总需求量接近100万。
从2003年开始，四川、甘肃、山东、安徽、陕西等地少人多的省份都日益重视“拾花经济”，有序运送拾棉大军就成了新疆周边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2005年拾棉季节到来之前，河南省和新疆兵团的劳保部门已就组织招收、摘花价格等先期接洽。
尽管如此，有的火车站还是出现了混乱的场景。每天都有数千拾花工挤不上火车，滞留在站前广场。
商丘火车站显得训练有素。9月之前，周边几个县政府组织的每100人配备一名地方干部陪同的“正规军”已经运送完毕，现在上车的全是“自流民”。尽管有政府组织，许多人还是喜欢通过其他途径，零散前往新疆拾花，因为一些个体棉农开出的拾花价更有诱惑力。
终于看到了“龙尾”，嘈杂的人声被压缩进了10多节老式绿皮车厢中。48小时之后，他们将到达遥远的乌鲁木齐。
西出阳关
列车员艰难地把卖盒饭的小车推进5号车厢，有人试探着问了价钱，5块钱，比多数列车上便宜得多，他还希望能再低一些：“3块钱行不？”
5号车厢。过道上，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漱间里，到处是人和包裹。
“这节车厢靠近卧铺，算最宽松的了，前面几节，电钻头都插不进去。”列车员夸张地说。
1045次列车还烧着老式茶炉，拥挤的车厢也闷热如蒸笼。这种车况，在超远距离运营的普快列车中已难得一见。 “没办法，车况好一点价格就要翻番，农民工坐不起。”列车长李喜顺说。
“俺们村许多以前来过的都不来了，觉得这份辛苦钱太难挣。”一个女子操着河南口音说。她把一个苹果掰成两半，再分别掰成两半，分给旁边的同伴。
记者与其中一个约35岁的女子的对话进行得不很顺利。
“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勉强挤出几个字：“王绣花，咋了？”
“王绣花”的眼睛虽然非常小，细成了一根针，不过还是看得见眼神的警惕和躲闪。旁边的女子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句：“俺们第一次出远门，只知道那边会有人接站，真的啥也说不出。”
在女性占绝对多数的车厢里，一个说话无所忌惮的男子成了稀有物种。他说自己名叫霍永军，今年34岁，住在许昌的长村张乡。“前几天跟着来拾过花的亲戚跑了一趟新疆，发现那边很缺人，我就回到老家想拉一些人过去，但一个星期下来，邻村都跑遍了，一个人也没拉到。”
旁边有人问：“那你可真惨，只能亲自去拾花了？”
霍永军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其实也谈不上拾花，就是过去玩玩。”
列车员艰难地把卖盒饭的小车推进5号车厢，有人试探着问了价钱，5块钱，比多数列车上便宜得多，他还希望能再低一些：“3块钱行不？”
晚上11点，车里还剩下许多变凉的盒饭，一些旅客终于等到了3元钱“处理”的晚餐。
他们边吃盒饭边谈论起这次拾花的预期收入。一个人说，挣到1500元就知足了，一个说，家里盖房子还差梁子钱呢，最好能挣到3000元，另一个则说，甭管多少，能如数拿到钱就可以了。
列车铿锵前行在西北旷野惟一的、悠长的铁路线上，半夜里突然意识到，已经西出阳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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