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记者不报道,地方官员就可以隐瞒矿难,勾结矿主,草菅人命,由此可见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只要地方官员给钱,记者就可以不报道,装聋作哑,粉饰太平,由此可见某些新闻媒体的脆弱性和虚伪性。重要的东西而又脆弱、虚伪,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我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问题严重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这些记者没有职业道德,甚至没有做人的良心,人们怎样咒骂都不为过。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数百名记者怎么都这样呢?难道上帝专门挑拣灵魂堕落的人来中国做记者?
从思想深处检讨起,你会发现这些记者普遍地缺乏职业荣誉感。我相信原本并非如此,尤其记者又是极容易激发荣誉感的职业,很多人在入行时都带着几分敬畏、自豪和憧憬,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揭露真相、匡扶正义的名记者。但是很快他们会发现,在很多地方,真正有分量的舆论监督稿件难以见报--有些地方还规定须被监督对象签字才能见报,诸位想想,那些肯花二三十万元来“封口”的地方官员和矿主愿意签字吗?一些肉麻的表扬稿却里外讨好,欺软怕硬的报道倒是可以大肆炒作一把,慢慢地,他们也就丧失了激情,迷失了方向,没有了荣誉感,变成了混混儿。
也有一些坚持理想的记者,要良心不要红包,做了一些对得起职业道德的报道。但是他们也常常受挫--记者不被收买,却难保编辑不被收买;编辑不被收买,却难保主任不被收买。我所在的报社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记者拒收红包揭露了一家公司造假行为,公司却以数十万元广告费来收买报社,报社亦出淤泥而不染,结果公司搞定了更上面的人,一个电话,文章就没能见报。报社和记者都惊呼:早知如此,还不如收钱算了!
从“理性的经济人”的角度看,如果一个记者拒收红包能够带来职业荣誉,又能因职业荣誉带来更高的收入;如果一家报社能够通过清正廉洁、客观公正而带来发行量,又能通过发行量带来更多的广告,那么记者和报社为什么要做收受贿赂这种“亏本”的生意呢?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么收受贿赂至少可以挣点现钱,为什么不收呢?能够拒绝的就只剩下少数顽固的理想主义分子了。
我曾经撰文比较新华社4名记者在山西繁峙矿难中收受贿赂案和《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假新闻案的不同。4名记者因“严重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损害了新华社的声誉”受到严肃查处;而《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和主管编辑因假新闻案引咎辞职,杰森·布莱尔虽然被报社开除,却有杂志高价聘他写评论文章、书商请他写书。这在我们的媒体上呈现为现代商业社会的笑话,但是其背后却有严肃的一面,那就是:人们对他本人的灵魂堕落的兴趣,远不如对一家大报发稿制度上的漏洞的兴趣大。这与中国有些人总喜欢把好事都归功于制度优越、坏事都归咎于灵魂堕落的习惯很不相同。
我并没有为堕落的灵魂辩解的意思。不管是什么原因,可耻的行为总归是可耻的,而且应该受到惩罚。我尤其要对调查这起事件的记者表示敬意,揭露同行的丑闻往往需要更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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