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半个多世纪来，世道多变，的确体现了恩格思说的“一天等于廿年”。
“解放”初期，中共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荣事绩。当时在社会上最受尊敬的是：如在战场堵炮眼的黄继光、托炸药包的董存瑞、被火活活烧死而不动分毫的邱少云等这些战斗英雄；又如改进工业生产工具的郝建秀、孟泰等劳动模范，他们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同时能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当时尊敬的是所谓思想觉悟高的人。
那时最受鄙视的是地主、富农、反共的反革命（包括国民党遗老、遗少）
自57年“反右”斗争开始，阶级斗争调子逐步升高。遂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最高评语。后来，知识分子也冠以“资立阶级”的帽子。虽中共企图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实际上他们仍受社会尊重，只是政治上发言权被剥夺了。知识分子中“又红又专”受到表扬，其他则是走“白专道路”的，他们要受批判。
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富、官、杂）一般不允许上大学，在社会上也受到歧视。
随着59年底开始的三年大饥饿年代阶段到来，对原来一些阶级成份划分，已不大重视，饥饿遍及乡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仅有少数中、高干得有一定粮油补助，这些人在平民眼中他们是高等的。
大饥饿年代一过，即对知识分子摘帽，并称之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科技，但对劳模的宣传仍然是经久不衰。人群中党员地位也不断提高，对其中“老干部”、“老革命”则是崇敬万分，似乎他们都是吃糠咽菜为人民的人，实际他们生活总较一般人高得多。
66年文革一开始即捅破了“老革命”的“纸灯笼”。经抄家、揭发、群众发现原来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贪图安逸的生活，也乱搞男女关系。他们就这样从“神”的地位上掉到了“人”。一些革命小将，舞起“降妖棍”乱打、乱杀，人见人怕，他们中少数头头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当时地位高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对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积极的“消遥派”为群众所鄙视，认为他们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过一、二年他们这些“革命小将”被下令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他们就黯然失声。后来由于他们在农村生活困难，渐渐为社会所同情。
因为，当时，世界上已只有中国最革命的了，所以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都可能有特务的嫌疑，大家对这些人唯恐避之不及。
在“文革”中“三支二军”阶段，解放军地位大为提高，成为全国各项各业模范。此时大力开展学毛选，一般人也得“天天读”，因而学毛着积极分子也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
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前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逐渐为人所不齿，因为他们是人见人怕的“打手”，甚至连一些能力较差的党政领导也怕他们，他们市场很快消失。
随着中共将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又说“科技也是生产力”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有钱的人（大款、大腕）地位就在社会人群中地位显著提高，他们住豪华住宅，坐高级轿车，出入昂贵的娱乐场所，外面还有“包二奶”，出手阔绰，为一般人所侧目。
另外是知识分子地位空前提高，特别是有产生“经济效益”的技术，又有经营头脑的富有知识分子，更为人所仰望。有一般技术的人的收入也是城市工人的五倍、甚至十倍。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桥”的日子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另外，现在没有大学文凭(不管是真是假)要想当官是很困难的了。
“解放”以来几十年受尽“尊敬”的“老干部”“老革命”也因年龄和能力渐渐离开史舞台，成为被社会所遗忘的群落。
官场新贵绝大部分有大学毕业的学历，有一定管理才能，他们中不少也精通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他们现在也是权位和金钱兼备的社会上层。当然，因总怕贪污事发，生活有点提心吊胆，其中不少也携款逃到国外。
“解放”后几十年中，“海外关系”或多或少一直是人们的禁忌。改革开放后，他们也以有海外、港台关系而受人瞩目，一些官员也亲自躬请，希望他们能联系一些外资发展当地经济。不时还给他们戴上“市政协”、“县政协”委员之类的帽子。他们现在是彻底“翻身”了。
港台歌星是现在大陆很多年轻人追星族崇拜的偶象。也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
近十年来，除中外合资公司高级主管有优厚的收入外，似乎名声不雅的“三陪小姐”也已挤入“高薪阶层”之列，她们年轻美貌、伶牙利齿，不少还有大学学历，她们中不少“卖笑”也“卖身”。她们除了将来对找对象成家有困惑外，几乎是社会上生活最美满的一群，她们自己享受着生活的无优无虑，不像“企业家”们怕自己商场失利、官僚们怕自己贪污被清理。她们是生活既好又安定。因而她们也成为社会上受欣羡的一族。
中国现代已真正进入“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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