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年来大陆民众对中共宣传部门的生动描绘，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共喉舌的深恶痛绝。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是中共邪党两支军队中的“笔杆子”军队，中共中央宣传部是这支军队的总指挥部，宣传部长或主管宣传的最高领导至少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甚至是政治局常委，而在省、市、自治区以下的各级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则是铁定的常委会成员，而副省长、副市长大多数进不了常委会，由此可见宣传部门在邪党机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具体管什么？是如何运作的？可用三句话概括：中宣部对全国理论、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高度统管和绝对控制；对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宣传舆论领域实行高度统管和绝对控制；对新闻出版、文化创作、文艺场所、音像制品等文化娱乐事业单位实行高度统管和绝对控制，以下的各级宣传部门按“条块”原则实行分头统管和绝对控制。
那么，中宣部是通过什么办法达到高度统管和绝对控制的目标呢？一个是设“防火墙”，无论是理论界、思想界，还是文化界、出版界、宣传媒体界，都设立了“防火墙”，即大政方针、理论基调、基本提法，宣传内容等等，都由每年一次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进行统一部署和安排，日常工作则由检查、汇报、交流等多种手段实施调控，以确保各项宣传工作和活动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绝不允许突破“防火墙”。第二个是严格的审查关，层层把关，逐级上报，重大项目由中宣部亲自把关。对重大事件报导，有争议的出版物或电影电视剧本等，都由中宣部最后敲定。第三是宣传部长人选，上一级宣传部门有建议权、考核权，对下一级的新闻、文化等单位领导人选，前几年有直接的干部人事权，后几年移交到政府的广电局、文化局等部门，但宣传部门仍有很大的影响权。这样从干部方面保证各级宣传部门、单位能够始终和党保持一致。
由于中共邪党各级宣传部附体于本应属于政府职能管理的文化、理论、新闻、出版等事业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政治领导和事业领导的双重管理，出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文不分、职能交叉、重复管理、扯皮不清等诸多弊端。用中央自己评价的话说：“管事的不负责，负责的管不了事，管不了事的还不得不管。”改革开放后，包括中共在内许多有见地的人士都看到了现行政治体制成为经济体制的障碍，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深圳特区创办8年后的1988年，由国家体改委、中组部、中央党校和经研所120多名领导、专家和学者赴深圳调研，用45天时间，最后提出了《深圳经济特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上报中央，当时的想法是在深圳打开一个缺口，寻求政体改革“试验田”方案。结果中共邪党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第二年的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政体改革不但丝毫未动，反而得到强化，宣传部的权力更加集中，管理内容更加增大，机构和人员更加增多，后来在中央就成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省以下及行业、企业将这些机构挂靠在宣传部门。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对政体改革是相当敏感的，它是不可能“自我革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胡温主政后，为什么对信仰、言论、集会、出版、新闻、互联网越收越紧，越控越严，一点也不讲什么“和谐”，一点也不讲什么“科学”，充分证明胡氏是共党暴政基因培植的“接班人”，当然也是最后的“掘墓人”。
以中宣部为首的各级宣传部门，是相对邪恶流氓的，为恶党“歌功颂德”，制造歪理邪说，构造营造党文化，几十年如一日地欺骗和谎言愚弄全国人民，参与设计和镇压民众，迫害宗教、异议人士和法轮功群体，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哪一次没有宣传部门的舆论先行。特别是对法轮功开始迫害之初的“狂风暴雨”到“天安门自焚案” 的栽赃陷害，足见其邪恶至极。
2005-8-18(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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